补天裂-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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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补天裂
作者：霍达作
内容简介：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和历尽劫难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神圣领土香港；
谨将此书献给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的一切志士仁人；
谨将此书献给在香港这片血染的土地上为抵御外来侵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永垂不朽！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大清国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公元189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乘机胁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是继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签订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从而完成了英占香港、九龙、“新界”的“三部曲”，中国在香港地区完全丧失主权，中华民族蒙受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奇耻大辱。
本书正面展现了“香港拓界”那一页惨痛的历史，通过京师举人易君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以及与“新界”爱国志士联合十万乡民奋起抗英保土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义举，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
1984年中、英两国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定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百年国耻，一朝雪洗。作家霍达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激情投入了本书的创作，并远赴香港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查阅历史资料数千万字，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反复实地踏勘历史遗迹，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潜心结构，历时“二载，完成了这部呕心沥血之作。
作家以浓烈的爱国激情，真实、生动、形象的笔墨，着力塑造了易君恕、邓伯雄、邓菁士等爱国忐土的英雄群像，对英国牧师林若翰、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两广一总督谭钟麟、港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各色人物的刻画亦各有独到之处。全书充盈着苍凉悲壮的史诗感，谋篇恢宏，剪裁缜密，结构紧凑巧妙，情节起伏跌宕，文笔凝重典雅，是近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佼佼者。
《补天裂》出版之际，正值香港回归祖国、十二亿人民“炼石补天”之时，国人捧读此书，蓦然回首上个世纪惨不忍睹的历史，更有其震撼人心的现实意义。
正文
第一章 落花时节
公元1898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
暮春时节，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叶梅次第开放。而来自居庸关外的北风却也挟裹着漫天黄沙，呼啸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残萼败蕊，落英缤纷，真正是“寂寞开无主”。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曾有诗单道这京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一支生花妙笔，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却也凄凉而又无奈。等到风沙渐歇，不觉过了清明、谷雨，那短暂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气骤然热了起来，礼部依例奏请皇上批准，朝廷官员换去暖帽貂裘，开始戴凉帽、着夏服了。
天色空濛，太阳从薄云后面透出一轮惨白，慵懒地照射着禁宫内苑三海一山，照射着九门五城纵横街衢两千胡同十万人家芸芸众生。然而在这平静的空气之中，似乎孕育着某种躁动不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步步逼近……
东单牌楼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夹袍，外罩古铜色亮纱暗花马褂，身后垂着一条油黑乌亮的大辫子，脚下双梁布鞋。他年纪在二十七八上下，肤色白皙，面目清癯，两道长长的剑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阔而唇薄。此刻，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脸颊上便显出两道对称的月牙形细纹，隐隐有悒郁之色。他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径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也不像留连京都街肆的远方客商。显然，他是一个久居京城的人，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现在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去办。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作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于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媚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提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鸽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提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鹤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翘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回答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提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摺：“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鸥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悻，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訢、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日、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向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摺子，当即御笔朱批：“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摺，“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咸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害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竿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查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聋，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和，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