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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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它和战后被安置在战俘营和移民营里的800万人进行核对。用这种方式侦察出了数万嫌疑犯，其中有数千人受到了审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情报机构想将前纳粹分子改造成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情报人员时，他们正是从这份CROWCASS的嫌疑人通缉令得到的。
追捕希特勒执行人的战役打响了。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也曾想戴着眼罩和假证件逃过他的追捕者。但希特勒的刽子手被捉住了，他服用氰化钾自尽了。只有少数人效仿了他：党卫军帝国医生恩斯特·格拉维茨用两颗手榴弹将他自己和全家送上了天。党卫军旅长列奥纳多…孔提在纽伦堡监狱里自杀了。在山中纳粹避难所的党卫军领袖们感觉到了危险。当西南军团1945年5月3日在意大利缴械投降时，想像中的“阿尔卑斯山壁垒”就再也守不住了。当国防军1945年5月8日投降之后，党卫军部队只剩零星的抵抗。党卫军旅长和警察中将奥蒂洛…格洛博茨尼克是“保护国”“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负责人，一位臭名昭著的集体屠杀犯，他在魏森湖附近的默斯拉赫高山牧场上被人发现了，被捕后他也咬破了他的氰化钾丸。煽动性报刊《冲锋队员》的出版人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于4月逃进“阿尔卑斯山壁垒”，化妆成画家和妻子一起藏在蒂洛尔的魏德林附近的一座山庄上。他在那里被美军发现，于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被判死刑。当盟军越逼越近时，卡尔滕布鲁纳也放弃了他的守卫计划，逃进了死人山。在海拔1523米高的魏尔登塞冶炼厂里他被美军捕获，被一个盟军法庭判处死刑枪决了。
但这些党卫军的拥护者们不仅要在纽伦堡的四国法庭上承担责任。仅在美占区就进行过12次美国军事法庭的“附属审判”，其中有针对党卫军突击部队和盖世太保屠杀营的。盟军对纳粹的其他诉讼是针对集中营看守和集中营死亡机构里的行刑者和屠杀者的。在西占区共有5025人被判刑，806个死刑中有486个得到执行。仅在兰茨贝格战犯监狱里美国人就绞死了255名被判刑者。在苏占区被起诉的人数估计高达45000。因纳粹罪行在国外被判刑的达到60000人。仅在波兰就有1214名德国人被判死罪，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据联邦司法部的资料显示，共有80000人因纳粹罪被判刑，其中12000人是民主德国的法庭宣判的。
有门路的党卫军领袖早在1945年4月斯大林的部队包围柏林时就开始编造一个新的过去了：“一位高级军官拿来数百页有各色各样信头的纸”，艾希曼后来讲道。军官们得到虚构的、内容听起来像是在战争期间无罪的假“证明”。“我是惟一根本不喜欢这种假证明的人。”当“第三帝国”成为废墟时，大多数党卫军军官被关进了监狱。虽然希特勒的一些帮凶成功地躲进了数百万战俘的中间。但他们曾经的精英标志给许多人带来了不幸。左腋下的血型文身是为了保证受伤的党卫军成员在医院里优先得到治疗。现在它是追捕者快速辨认的标记。1945年年底，仅在美占区就有10万被划为危险一类的人被捕了。
“敖德萨”神话第74节：“敖德萨”的神话
“敖德萨”的神话诞生在拘留营的混乱中。“战俘营里总有两三名党卫军成员属于这个组织。”西蒙·魏森塔尔认为，“‘敖德萨’是他们的暗号。如果一人问：‘你们在谈论什么呀？’他们总可以回答：‘谈一位共同的朋友，他来自敖德萨市 。’”魏森塔尔认为，该组织目的是要协助纳粹战犯逃出德国，前往南美洲。一位化名“白兰地行动”打进去的美国间谍也报告：除了“兄弟会”和“蜘蛛”之外还有地下网络“敖德萨”。它代表“前党卫军成员或被释党卫军成员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奥托·斯科泽尼。这是首次将“第三帝国”的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勇士的名字和“敖德萨”连在一起提到。
一些人们最想找到的纳粹刽子手们潜逃到国外，使围绕“敖德萨”这个协助逃亡的秘密组织的神话越传越神。连续多年，它们像幽灵似地出现在纳粹追逐者、历史学家和记者们的脑海里。党卫军医生约瑟夫·孟格勒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位“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他拿集中营犯人进行恐怖试验，尤其是在实验中非常痛苦地将双胞胎们杀死，他实际上是经阿根廷和巴拉圭直接逃到了巴西。孟格勒从来没有被抓到。他1979年在圣保罗附近游泳时淹死了。盖世太保头目和党卫军大队长海因里希·穆勒也失踪了。这位恐怖的技术至上论者将数十万犹太人送进了大屠杀的灭绝营里。最后一次有人见到“盖世太保…穆勒”是在希特勒死后一天帝国总理府的地下掩体里。据说1945年5月他用“施密特少尉”的化名藏在阿尔特奥赛，然后他的线索就断了。阿道夫·艾希曼一开始也似乎烟消云散了。最终于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阿根廷绑架，在以色列被送上法庭和枪决。克劳斯·巴比甚至直到1983年才在玻利维亚被人发现，被引渡到了法国。追逐者们至今还在寻找艾希曼的负责驱逐的“最优秀人才”阿洛伊斯·布鲁纳。他直到最后都生活在大马士革。这些人的逃亡之路简单来说大概无比神秘。但不是惟一的一个散布全球的名叫“敖德萨”的秘密组织计划了这些线路。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在希特勒的帝国崩溃和冷战开始之后一下子出现了一批组织、机构和政府，他们想帮助纳粹罪犯。于是发现：很多条路都通向“敖德萨”。
这些道路有一条经过在逃纳粹分子最喜欢的朝圣地罗马。1947年5月15日，美国安全官员文森特·拉·维斯塔在一封“极度机密”的情报中向华盛顿报告，梵蒂冈是“卷进非法流亡运动的最大的单独组织”。他帮助所有有着政治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支持基督教会”。拉·维斯塔列出了一系列参与组织非法流亡的基督教组织，其中有奥地利和克罗地亚的援救委员会，也有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在协助纳粹分子流亡这件事上，基督教会没有梵蒂冈卷进得那么深，只要梵蒂冈封锁它的这段时间的档案，就无法彻底查清。事实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些执行人都是经罗马逃去南美的。但凶犯们不是单独的——就在战后不久，有成群的失去家园的人在途中，他们都想离开满目疮痍的欧洲：被释的或在逃的战俘、劳工，被赶出家园的人们，大屠杀中的犹太幸存者——还有他们的在逃的刽子手。罗马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需要帮助的人们。大家都希望能得到教会的帮助，弄到食物、衣服、钱、住处，尤其是能帮助他们得到经意大利海港热那亚或那不勒斯逃出去的证件。基督教会的机构慷慨地接纳逃亡者。在这段时间的混乱中，完全有可能有纳粹战犯混在寻找帮助的人们当中而没有被认出来。但也有很多高级基督教权贵，他们非常有意识地协助纳粹案犯，使用一个组织严密的网络。不管“敖德萨”在走私纳粹中有多成功——同基督教会相比，该神话仍然只是一桩业余行为。
“敖德萨”神话第75节：秘密协议
这个网络里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博士，罗马的德语民族教会“圣母玛丽亚之魂”的神职人员学院“德语学院”的院长。“我于1948年5月30日逃出林茨的拘留所，”集中营指挥官弗兰茨…斯坦格尔告诉采访他的吉塔…塞莱妮说，“后来我听说，梵蒂冈的一位胡达尔主教在罗马帮助信仰基督教的党卫军军官，于是我就前往罗马。”斯坦格尔指挥过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那里屠杀了约90万人。当“第三帝国”瓦解时，他化装成平民藏在奥地利的一座小村庄里，被美军作为党卫军成员抓获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特雷布林卡的集体屠杀，美国人大概也不知道他们抓到的是谁。不清楚斯坦格尔是如何从狱中逃出、越过边境来到意大利的。西蒙…魏森塔尔认为：“敖德萨”为他搞到了证件。斯坦格尔在罗马同胡达尔主教联系上了。“主教来到我在里面等候的房间，向我伸出双手，说道：‘您一定是弗兰茨…斯坦格尔。我就知道您会来！’”斯坦格尔继续介绍说，胡达尔主教为他在罗马安排了住处，弄到一本红十字会护照和一封叙利亚签证，包括在大马士革的一份工作和一张船票。他前往叙利亚，最后和他的家庭移居巴西。直到1967年他才被引渡给联邦政府，被判处终身监禁。
胡达尔身材矮小，一位曾经的同事不怀好意地认为，“他因此总想做伟大的事情。”这位主教是被驱逐出境的纳粹崇拜者，他心里想着一种“基督教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将他1936年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题献给了“德国伟人西格弗里德”——阿道夫…希特勒本人。鉴于逃亡者如潮涌来，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委托一个“教皇援救委员会”（Pontifica missione Assistenza；PCA）照顾犯人和逃亡者，该委员会又建立了民族支委会。胡达尔领导奥地利支委“奥地利援助”。但他帮助所有讲德语的人，尤其是鼎力相助从意大利战俘营逃出的纳粹犯人。这位“褐衫主教”很快就将目标定为协助在逃德国人逃躲盟军的追捕。他在回忆录中毫不隐瞒地吹嘘他在被占的伦贝格帮助可怕的“加利西亚区”总督：“波兰副总督、党卫军中将和突击队大队长弗赖海尔…冯…韦希特尔，盟军和犹太人组织四处寻找他，他在罗马的‘圣心’医院里，死在我的怀抱里，由我照顾到最后。当他的上司、总督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被绞死时，韦希特尔——首先要感谢意大利教会神甫们感人无私的帮助——成功地化名在罗马生活了数个月，直到中毒身亡。”有可能胡达尔甚至同意大利警方订有一个秘密协议，不逮捕这些受通缉的纳粹分子，而是将他们送到主教报给他们的教堂和寺院里。
但光躲藏还不够。在逃党卫军成员首先需要的是金钱和旅行证件，才能前往国外。这时有一个组织加入进来了，其宗旨是不问政治观点，帮助一切需要保护的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KRK）。有意或无意地——红十字会成了非法前往意大利和从那里再出去的中心。因为逃亡者们在这里拿到最抢手的旅行证件，所有那些“战争以各种方式强迫他们离开他们的常居国”的人都能得到，“条件是他们没有一本有效的护照，无法搞到一本新的让他们的定居国允许他们出去、他们想去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的护照”。护照上填什么名字都行。教皇援助委员会为他们担保，经常是有像胡达尔主教这样的教会人员的推荐就够了。这是每个被通缉、需要一个新名字——和熟悉友善的身居要职者的罪犯的梦想。
“敖德萨”神话第76节：关键人物
“每天有数百名那种人在我们这里排队。”红十字会驻罗马代表盖特洛德·杜皮乌斯·马斯塔勒尔描述那一混乱场面说，“有时我们必须要求警察维持秩序。当然可以说是上帝和世界向我们推荐了这些人，但某种程度上是对教皇援助委员会的信任。我们怎么会怀疑一位神职人员的话呢？”正如美国间谍拉·维斯塔所报告的，这些资料的黑市生意火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让人用假名制作新的红十字会护照的商人在罗马活动。”不过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人就不太关心在逃纳粹分子，而是操心“共产党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们的间谍派进有关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签证费用和船票的钱胡达尔是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民族基督教慈善委员会”在战后支持欧洲的基督教组织，将资金直接分给教皇援助委员会在各国的分会，这样也就分给了胡达尔。然后是要搞到同意接受国的入境签证。这方面胡达尔喜欢求助于阿根廷，它的专制者胡安·佩隆一向偏爱纳粹德国。反间谍军官莱因哈德·科普斯也来到了罗马，他协助主教。“胡达尔主教利用我对到来的人进行筛选，因为必须尽可能地排除犯罪分子。协调转运。”科普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佩隆将军的阿根廷政府按照和意大利政府签订的一个大规模移民协议，派一位先生作为秘书来到热那亚，这是一桩幸运的事，他出生于南蒂洛尔，二次大战期间为德国军官，名叫弗兰茨·鲁菲嫩戈。弗兰茨从热那亚伸出的手被我在罗马抓住了。”弗兰茨·鲁菲嫩戈，一位前军官，但不是在希特勒而是在墨索里尼的军队里，在热那亚担任阿根廷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