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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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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与杜力夫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这到“五四”时候,就能有分明的面目了。“五四”运动固然是“卖国外交”所促成的学生运动,但那动力是民众的。那时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的反封建思想的科学和新文学运动已经开始;虽只有少数人在提倡,然而很有生气。但这是因为有具有新的头脑的学生和青年们在支持着的缘故。……那时的思想界自然仍是很杂乱,但惟独这思想运动是能够和广泛的被压迫的大众联接得起来的…… 

  “五四”的思想革命,虽是知识分子支持的,但以国民为对象。其实这是社会革命运动。虽然那时很多人对于政治是模糊的,甚至冷淡和绝望,但他们(我自己也在内)却相信从社会和思想的改革着手是根本的办法。但另外的人,可说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更从民众运动与民众的组织着手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 

  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那时候(指一九○七年前后),相信精神革命,主张解放个性,简直是浪漫主义,也还是进化论的思想。主张反抗,主张民族革命,注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和同情弱小者的反抗的文学作品之介绍,也还是叫人警惕自然淘汰,主张生存斗争的意思。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王道”确实有各色各样的牌号,但都是骗术,实质都一样。 

  这是运用“王道”骗术,巩固反动统治的一个实例。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我反对专制主义,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 

  ·与杜力夫的谈话,录自杜任之(杜力夫)《鲁迅在劳 

  动大学讲课的前后》,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我原来到日本去学海军,因为立志不杀人,所以才弃海军而学医。后来因受西欧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放弃只能救个人和病人的医学而改学文学。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上 

  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青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当初解剖完整的人体,特别是对少女和儿童,的确不忍,难以下手,非特别鼓起勇气来不可。后来惯了,也就不再感到什么了。 

  ·在北京时与学生理学学生的谈话,录自钦文《鲁迅在杭州》,文收《西湖》编辑部1979年编印《鲁迅在杭州》。 

  “不过,我是绝对地反对托尔斯泰、甘地他们那种人道主义。我是主张战斗的。” 

  ·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鲁迅访问 

  记》,文刊1934年第4期朝鲜《新东亚》。 

  我以为共产党也应当记到仇,记到血债的。……报仇未必就都是革命,但革命者为什么一定非讲宽恕不可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了,不过我想,当反革命者大屠杀革命者,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它对于革命为什么会有损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的事,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也吓得不敢响一声,或者还是没有想出另外好方法呢?……我想,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而另外的好方法也似乎想不出来,除去明白的直接的斗争。倘一面骂人道主义,一面又不斗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除非也有刀在手里,但那样,岂不是大悖他们的主义,倒在实行阶级斗争了吗?于是,就反而要如“托尔斯泰样”(Tolstoyan,托尔斯泰主义者或托尔斯泰信徒的意思)一般,倒只向革命者要求人道主义了。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的确不错的,革命要成功,单凭党员英勇,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还是不够;还要有正确的领导!……要改正一向以为革命就只是牺牲流血的事情,成功不成功在所不计的那种想法。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不!那是你们西方的上帝,我们东方的上帝就不那么宽宏大量了。这个上帝就是革命人民,他们决不会宽容杀人犯的。 

  ·与萧伯纳的谈话,录自钱俊瑞《回忆鲁迅二三事》,文刊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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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与许寿裳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在现在是不行了。人道主义非常力弱,禁不起马克斯主义的攻击,在马克斯主义已把它打死了的现在,它恐怕没有用了吧;然而,只可惜在中国是打死得过早了一些。 

  “人道主义,在中国是因白色恐怖而产生的,所以当它助善而抗恶的时候,它是有益而无害的。从前,创造社诸君曾指我是人道主义者,大攻击过我。其实,我是未曾以人道主义反对过革命者杀反动的人。有了以人道主义来作为反革命的工具的时候,再开始攻击它也不为晚呢,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怪事体?——人们同情你,你反倒说他‘可恶!’‘该杀!’而那些作为你的当面的敌人的,你反倒默不作声了。” 

  ·同一位革命者的谈话,录自柳静文《关于鲁迅先 

  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你对佛教颇有研究,但信仰要自由,自由最可贵。为了自由,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为它牺牲生命。菩萨如果有知,他也应该理解。 

  ·1978年7月13日在杭州灵隐寺与郑奠的 

  谈话,录自郑祖樵《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 

  文刊2004年第8期《鲁迅研究月刊》。 

  因为病,不能看用脑子的书,但报纸总不能不看的。以为翻翻儿童读物总该没有什么罢,一翻就翻出了这样的东西!什么话!中国人底生命比外国人底贱,已经开始替人向孩子们灌输奴才思想了……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胡风《悲痛的告别》,文 

  刊《中流》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5日)。 

  (鲁迅与黄苹荪赴饭馆途中,一小孩因在一新轿车玻璃上乱划圈,被车主打得头上起一个包) 

  “唷唷!有块了,唉,这就是绅士的特权,我不知是谁赋予他们的。你们爱清爽,要人碰不着,最好停到‘会馆’(厝柩之处)里去。既爱停在马路边摆架子,摸了摸也不算罪过呀。” 

  ·自言自语,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现在的我,是虚无主义的。国民革命之类的事情,对我来说不过是全然没有意义的现象,所谓的民众运动,也不能使我为之倾心(鲁迅坦诚地认为自己有虚无主义思想。这里鲁迅指的“国民革命”、“民众运动”等是指当时国民党右派所掌握的“国民革命”与“民众运动”/编者)。 

  ·1928年12月28日在中有天饭馆与前田河广一郎 

  的谈话,原刊1929年2月《读卖新闻》前田河广一 

  郎《中国的文学家》,转自张杰著,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1年9月版《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 

  “我怀疑过自己,怀疑过中国和中国人,怀疑过人类为之而奋斗的一切事物的价值。” 

  “我曾是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后来,我逐渐发现了自己,渐渐地对自己的怀疑产生了怀疑。” 

  “那是一种不能调和的矛盾状态。否定之否定是肯定,于是,我学会以比较乐观的观点看待生活了。”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作佩云译,《鲁 

  迅——白话大师》,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我也没有什么保留的地方。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啦,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啦,是没有的。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形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惟一的现实生活。 

  ·1935年10月27日与圆弘谷的谈话,录自圆弘谷《与 

  鲁迅谈话》,文刊圆谷弘著,1936年9月东京有斐阁版 

  《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共产党是从实际出发的。扩大苏区,发展党,都由于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并不是出自书本和小册子上的理想。正因为这样,苏区民众的忍耐力是强大的,对国民政府的反抗也是强大的。 

  ·1935年10月27日与圆弘谷的谈话,录自圆弘谷《与 

  鲁迅谈话》,文刊圆谷弘著,1936年9月东京有斐阁版 

  《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 

  ·1931年3月前后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 

  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国民党反动派媚日反苏,是自取灭亡。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只有资产阶级革命而没有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对人民大众是毫无意义的。”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佩云译,《鲁迅——白话大师》,文刊1935年1月美国《亚洲》杂志,转自《鲁迅研究动态》第4辑。 

  我对苏俄不了解,但我读过不少俄国革命以前的作品,他们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我们肯定有可以向俄国学习的地方。但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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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与斯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三联书店1973 

  年版《我在旧中国十三年·鲁迅印象记》。 

  就是把这点小事(指李霁野在莫斯科时,一天乘电车,因喜欢一个老妇人抱的小孩,这位老妇人便让他抱/编者)写出来,在朝的也许就会给你吃点苦头,在野的也许就会诬陷你拿到了多少捆卢布;可是他们硬说苏联挂起“铁幕”,什么事都不使外间知道!我们总要用种种方法,使民众了解苏联的情形;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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