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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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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生平
作者: 吴作桥

  ●00ZAIDULUXUNⅠ“我是斩除荆棘的人”——谈自我 

  ■生平 

  总说 

  我的一生“很像个橄榄核,两头尖,中间大”。 

  ·与徐伦的谈话,录自徐伦《鲁迅先生在厦门 

  大学》,文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1期。 

  少儿时代 

  我幼年时,在乡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丛中出来,在人后追得很快,人到一个地方转弯,就见蛇向前行,几十条不断。 

  鲁迅家中后面的荒园——百草园·与孙福熙的谈话,录自孙福熙《鲁迅·艺术家》, 

  文刊1937年1月长沙《潇湘涟漪》第2卷第10期。 

  这是我自己练出来的。当是十一二岁的时候,读私塾,书背出来了,空下来就画画儿,用一种很薄的纸,蒙在书的绣像上描画,画了好几本,后来就能自己画简单的画了。●00 

  这些(指鲁迅的画本/编者)是小时的东西,几十年了,早不知到哪里去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这有什么好说的,做学生,书总应该好好读的。 

  ·与母亲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鲁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三味书屋小时候在家里读书,先生给我限定功课,譬如叫我背四行书罢(旧式私塾惟一的教授法是背诵),我立刻背了,一切的课业都办妥了,我在那里玩,先生看看不对,再加四行,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一本书,以后就每每整本的书责令我背诵,我还是很快地做完了,还是在那里玩,原因是我看过一两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后来先生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 

  南京求学 

  “我从家里出来仅仅是拿了八元钱,如今我挣过的不仅是八元啦,不独够本还有利息了。”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一八九八年五月,鲁迅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这是水师学堂遗址。 

  那时候,人是看不起学堂的。办学堂的人也还是带着辫子,穿公服的。 

  我很喜欢爬桅杆,在桅杆的上面可以藉着看一看四处的风景。那桅杆是埋在学堂里的院子里的,很高,人在上面还可以做各样花头,比方“凤凰展翅”之类……掉下来也不要紧,下面是有一个大网子接着的。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鲁迅于1898年考入的南京水师学堂于1913年更名为海军军官学校,1915年又改名为海军雷电学校/编者),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 

  ·与杨霁云的谈话,录自杨霁云《琐忆鲁迅》,文刊1936年12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 

  金牌(1899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因学习优秀而得的金质奖章,得后即变卖,买了东西/编者)是可以用钱换的,要什么样子就可以买什么样子;再说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它不能证明我将来学习成绩的好与坏;况且把金牌保存起来,它永远只是一块金牌,金牌再也变不出什么其它的东西来。弄得不好,反会使人增加虚荣心,滋长傲气,从此不再上进。而从书本里却可以得到知识。 

  ·与母亲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天气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 

  ·与杨霁云的谈话,录自杨霁云《琐忆鲁迅》,文刊1936年12月5月上海《逸经》半月刊。 

  对于这些病我是不大理他们的,也不大听医生们的劝告。 

  这恐怕是吃辣椒吃多了的缘故吧?其实若有多一点钱,长长肺病并不坏;它并不痛!大概是这样的,在南京考学堂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穿的是单裤……就只好多吃辣椒,大概由咳嗽,辣椒就转成肺病了。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到了儿童时代,家里非常穷,缺少衣服,为了防寒,常吃辣椒,这样一来,就是食品少也能够对付,因为辣椒刺激了胃,便好像饱了。这东西使我的胃非常坏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鲁迅在南京读书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礼堂 

  有一次我休假后回南京,从上海乘长江轮船,因为没有钱,只好坐统舱。我占了一块地方,把自己的铺盖铺好了,离开了一会儿,等我回来一看,铺盖已经被人卷起,别人的铺盖已铺在我的地方,我于是把别人的铺盖卷走,把自己的再铺上。忽然看见一个流氓动手打过来,我刚从网篮里拿出一个洋铁罐,就随手打过去,把那个流氓打了一下。这下子不得了啦,那个流氓凶狠狠地要动起手来了。这时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喝“你敢!”原来刚好这天路矿学堂的钱总办(指南京陆师学堂总办钱德培/编者)也坐这只轮船回南京去,他带了四个卫兵。卫兵看见我穿的是路矿学堂的制服,又见流氓要行凶,所以喝了一声,把流氓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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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学医的四个原因
作者: 吴作桥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日本留学 

  新发现鲁迅早年在日本的照片孺人,变成官太太了(清时六品官的妻子被封为“孺人”/编者)。我即使成为女子(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一次有人将他的名字写成“周孺人”/编者),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叫我孺子,虽为乳臭儿(日语称孺子为“乳臭儿/编者),也比官太太强。 

  (同学听了,开玩笑说:“孺子可教也。”) 

  这个“可”字,不如改成“请”字。唐朝时,日本曾向我国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了。 

  ·与弘文同学的谈话,录自谭桂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泰斗鲁迅》。 

  (学医的四个原因) 

  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第三,救治中国女子的小脚;第四,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第四点为鲁迅与孙伏园谈话/编者) 

  ·1933年5月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工大众。 

  ·与厉绥之的谈话,录自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文刊1961年9月15日《文汇报》。 

  1903年鲁迅在弘文 

  学院剪断发辫后留影人的腿上有条筋,叫做“缝匠筋”(?),这个筋抽一下,腿就要跳一下。有次我在和同学们解剖尸体时,趁同学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把缝匠筋抽一下,尸体的腿就突然跳弹起来,把正在解剖的日本同学吓了一大跳。 

  ·与杨莘耜等人的谈话,录自董 

  舒林《鲁迅与杨莘耜》,文刊 

  《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仙台医专的解剖室 

  我睡下之后,暗想明天付账,囊中的钱不够了,预备一早就打电报给你,请电汇一点款子,以救“眉急”。如此决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刚要睡熟,忽听见外面有声,报告邻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钱不花,还被店主派人领送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声明,只要普通房间。夜已深了,赶快就寝,万不料朦胧中,外面又嚷到“火事,火事”了。可不是吗。我马上爬起来,出去一望,知道距离尚远,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退学了。 

  是的,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借助于科学之力。然而,我在日本住了八年后回国,觉得还是应把更多的人作为工作对象,便搞文学了。如今,相信我的人年年增多,对此甚感欣慰。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我在18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水师学堂,转入了矿务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毕业后我又想,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我到日本开始学医了。那时我又想,日本的维新就是从发展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后,我在一部幻灯片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当了侦探而被枪毙的情景。这时我又想,必须提倡新文学,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我抱着这种想法,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 

  ●0 

  “在俄日战争时代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医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定了些小计划……”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以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写了稿子,自己以为还是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等候登载我那篇文章的刊物寄给我。可是等了许多时候,寄给我的不是登载着我那篇文章的什么刊物,而是我寄的那篇稿子,原封不动的。但我并不因此灰心;我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附来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是使我感到失望的。但我仍然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后来我出了几本书,是翻译的。回国以后,又到北京来做事,商务印书馆也要出我的书了。那年启孟在西山养病,等钱用,就把《小说译丛》的版权卖给了商务印书馆。版权已为他们所有,现在要修收,就很困难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因为这个谣言(传言鲁迅在日本娶了日本老婆/编者),家里箭也似地催促我“回国”,有时一天来两次信,“我因为生气和烦躁搞得神经衰弱”。结果是回国之后,在亲戚、家人的逼迫下和朱安女士结了婚。不过一周之后又独自回到了东京。(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带周作人回到东京/编者)“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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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与胡风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转自杨兹举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1月版《荒原野狼鲁迅》。 

  ●0 

  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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