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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无字-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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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里,听到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里,肯定沉人过对一个女人的记忆,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个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吴为只是对他的佯装不以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还处在第二次合作的虚情假爱之中。

  一方面,蒋介石想缩编部队。抗战八年,损失惨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继续给养四百万军队,财政上负担不起,并可以此为由,要求共产党同时裁军,以稳定国家财政,同时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想与共产党和谈。他认为日本投降后,所有用于抗战的军队、装备,都可以转向围剿共产党,所以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口实,以图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军队却不足一百万,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亟须时间积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成立联合政府,从而渗入国民党内部,出的是“和平演变”这张牌。决定打是后来的事情。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裁军问题之前,中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党能够统一认识。

  林伯渠老在周公馆召集大家讨论并分别征求意见,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负的落实需要机遇,没有机遇,任何伟大的抱负只能是“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

  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

  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

  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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