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第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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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伸出手去接她，她就软软地倒在他的怀里。胡秉宸拖着她坐到沙发上，冲破长达十年的徘徊、犹豫、挣扎、禁锢，朝吴为低下头去——
这是他们第一个吻。
其实，胡秉宸十年前就等着这个吻了，因为等得太苦，他觉得天旋地转，一切不复存在。这一瞬很长很长，地老天荒；这一瞬很短很短，灰飞烟灭……名誉、地位、权力……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此时都化作了飞烟。只剩下她，这个偎依在他怀里的女人。
仅仅这个吻，就让身经百战、出生人死、钢铁一般的胡秉宸神魂颠倒，不知南北，恨不得死去才好。没想到在这个年龄，还能如此忘情地尝到一个女人可能给予一个男人的震撼以及这个震撼带来的快感。他重新体会到他还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能让女人忘乎所以倒在怀里的男人。
直到离去，胡秉宸还一步三回头地对吴为说；“你要是离开我，我就要死了。”
此时此刻，胡秉宸的这句话，真不是用于恋爱的花言巧语。
回到办公室，胡秉宸什么也干不下去，有人来谈工作，听到的只是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却不知他们说的什么。
他好像回到了初恋。他有过初恋吗？四川美人算不算呢？过去的女人从记忆里一一走过，不，与这一次相比，都有点逢场作戏的意味。
这其实是胡乘宸的错觉，他从每一个性爱对象那里都得到过新鲜的体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可能不忘记她们，自然也就忘记了她们的不同。
回到家里，他草草吃完晚饭就上了楼，将自己关在书房，又是关灯坐在黑暗里。但黑暗也干扰着他，搅扰着他，压迫着他，追逐着他，撕扯着他。值得还是不值得？
以后又怎么办呢？
尽管吴为倒在胡秉宸怀里，她也不肯再进入那个怪圈。她能想到的最无能，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到山区去体验生活。
胡秉宸知道后，只写了一封无力的信，可否到我家来，与我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她会很高兴的”云云。
看到“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吴为笑笑，如同她身上的那套盔甲，不都是穿着用来抵挡什么？那就不要再惹是生非。她没有去喝那杯茶，毅然不辞而别。
佟大雷听到吴为深人生活的事，于开车前赶到了火车站，抢过吴为一个手袋拿著，像是得了赏，紧紧抱在怀里，心里还想，向来这是秘书替他做的，而他现在却心甘情愿地替一个女人拿着。
抢到手里的手袋即刻成为佟大雷的动力，他又开始给吴为写起信来——
鲁迅在福建写《两地书》，我没他那样的福分。瞿秋白在福建写《多余的话》，落得掘尸毁坟，在他动手写的时候，可能已经意识到是多余的了，意识到而不改，也是文人积习太深的缘故。话得说回来，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还不允许倾诉自己的一腔哀怨实在也太霸道了，我同情他，所以写两封多余的信吧。继而吟诗作赋——
春寒夜雨向阳楼，一别悠悠又过秋。
咫尺天涯人不见，玉泉河畔月西流望帘钩，小西楼，送君别意悠悠，论夭折，竟为愁，此景此情，梦里谁留！一篇文字堪羞，盈得中霄泪满流，人生百年尔，若个为俦，纵天荒地老，此意难休。
这些文字真是又蠢又俗又笨！
有些事并非凡人都能”染指”，不论佟大雷多么自以为是，诗词这样的洁物，实则与佟大雷毫不着边。他最精彩的文字还是那些打油。
好比一日游灵隐，万头攒动，索然而返，灵隐壁上有斗大四字：咫尺西天。倒启发了他的灵感。为求吴为一笑：打油一首——
咫尺西天处，香烟腾云雾。
男女膜拜者，颇多大脚裤。不论填词作赋还是本人，佟大雷只合打油。想起胡秉宸当年正是一句秦少游缴了她的械，吴为心中更是不耐烦，怎么人人都玩起了模仿秀！
想不到佟大雷这样纠缠，只好给部里几位领导包括佟大雷在内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一个警告。佟大雷回信道：
“作为朋友，即便写一封信给我，总不会引起我的神经发作。然而竟是如此惜墨如金，某某某、某某某并某某的一封官书，实在人情之外，就是一位公主也未免过分一点。”
从此“安史之乱”方才平复，吴为以为佟大雷的爱情攻势从此也就平息下来。
她对佟大雷过剩的精力，认识得太不足了。
如果“永动说”不能在物理学上成立，那些对“永动说”执迷不悟的科学狂人，最终可以在佟大雷这里得到极大的心理弥补。
胡秉宸那里也是每天一封信。吴为对着那些信说：“不，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他走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小王，小王！”这一吆喝肯定把全院子的人都得吵醒，可只有一间屋子的灯亮了，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牛吆喝。叫做小王的，摇着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电话机，把她要的电话号码传递给遥远的一部电话机，她要靠着这样复杂艰难的链接、运载，把她的焦虑从这个小小的山区，传达到胡秉宸那里。
这古老的山镇、古老的电话机和古老的生活，让她突然有了瞬间的反省，比之它，万物的虚浮不过是很不清晰的一个闪念。
电话终于接通，有山有水的距离在线路中声声漫漫，忽断忽续，“喂……”当她听见胡秉宸的声音时，似乎又要昏倒下去，瞥了一眼一旁的小王和中年干部，挣扎说道，“我接到了您的信，”并不是为了隐瞒，而是不愿亵渎小王和中年干部协助她的真诚，“我想请示一下，我是否……是否留在这里继续工作，还是立刻返回？”胡秉宸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确有重病缠身的样子。
听出吴为的焦虑，胡秉宸更加利用起来，他当然要她立即返回。
他没有说医生已经确诊，肠子上那块东西不过是块息肉。吴为也没有问是不是癌，——既然她没有问，不说也不为过，只用更为虚弱的声音说了一个“喂”。
要是他用更虚弱的声音说一个“喂”，也没有什么不对。夜间，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不够清醒或是嗓子发干等等，“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在那里完成，这里毕竟是变革的中心……我想你不如回来，不要失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的机会。”他在电话里只能说这样的官话，好在这样的官话说起来得心应手。她在电话里也是吞吞吐吐，显然一旁有人。
吴为却理解为他的情况不妙，说：“好，我马上回来。”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放下行李就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胡秉宸上来就是一句：“亲亲，你可回来了。”吴为赶快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守电话的人。能把吴为千里迢迢扯回来的，是胡秉宸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而不是这声“亲亲，你可回来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喂——喂——”他以为她生了气或是电话线断了。
“等一会儿——”她像刚刚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声带干得要裂了。
到了现在胡秉宸还不肯告诉吴为，实际上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可以去看看你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怎么和别人说？”
对，他怎么和别人说？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天日的。她有什么资格关心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来不及体味就瘫软过去的接吻？难道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她回来，就是为了对她说一声“亲亲，你可回来了”？而她居然为这个见鬼的理由，千山万水地跑了回来！
胡秉宸却享受着这种日子。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早上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吴为；晚上一闭上眼睛，满眼也是吴为。连湖面上随水流动的落叶，在他的眼睛里也变做画笔渐次的排列，显出像情绪化的吴为那样难以捉摸的色带。
吴为也不得不陪他陷入这样的日子。
为避人耳目，他们到远郊去。因为总是坐着轿车出出进进，胡秉宸没有大衣，他那件薄旧的小棉衣，在初冬深秋旷野的冷风里单薄得像是没有穿衣；头上也没有帽子，两只耳轮被冷风吹得又红又紫。吴为伸出手去替他焐着，“噢，噢，你的耳朵怎么冻得这么红？冷不冷？冷不冷？”
“冷。”他说。“唉，你长了多么硬的一对耳朵。长这种耳朵的人，多半儿不受他人的影响，而是固执己见。”
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己见，只有吴为。而在这之前，正像吴为说的那样，谁也别想影响他、左右他，谁也别想在他耳朵旁边吹风，软风硬风都不行。
吴为的手掌宽宽厚厚，手上流出的是朴拙的疼爱。眼神像一头鹿妈妈，驯顺，善良，关切，疼惜，就差那么一点让男人一下子燃烧起来的火星。
这样焐过他的耳朵，还不进入约定俗成的场景，而是说：“我们买一个口罩吧，这样可能暖和一些。”他们进了一间小百货店。胡秉宸任吴为唠唠叨叨说些可以不用心去听的话，什么也不想，一味体味着被她牵着走来走去的感觉。哪个女人可以让他这样心甘情愿地服从？有时听任白帆摆布，只是因为懒得与她多费口舌；而听任吴为摆布，却是赏心乐事。
然后她把口罩给胡秉宸戴上。先将口罩带子套在他的颈上，食指和拇指牵着带子两头绕过他的两耳，弄得胡秉宸其痒难熬，后来又在他下巴上打了个结，“怎么样？紧不紧广再拽拽带子，“松不松？”
“松。”
吴为又用力拽了拽带子，“到底是紧还是松？”
胡秉宸的心被一种不熟悉的力量轻轻攥住，幸福？快乐？喜悦？甜蜜？舒适？……无以言说，便对吴为说：“白帆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更不要指望她为我焐一焐冻僵的耳朵。”
然后就是播放那个冗长的、早已拷贝过的老版本——
“我和白帆一九四一年同居，没有结婚手续。那时我刚从延安到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接触的女党员只有她一人，彼此对性格、经历事先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同居后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有条件生活在一起，大约每周见面一次，即便如此，她也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动手打我。有一次用燃着的香烟按在我的臂上，还多次用杯中开水泼到我的脸上。我还年轻，对夫妻生活完全没有经验，我非常吃惊，很难想像…个年轻的女人会这样对待男人。但是限于地下环境又怕影响工作，不好声张……事后我才了解到这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她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暴戾的人，也是如此虐待她的母亲。
“解放初期，我们的关系已破裂到准备离婚的地步，但那时大家忙于工作，加之工作不在一个地区，也没有机会办理这件事。直到一九五五年审干，有人来调查白帆同另一个男人的关系，才知道她一九四六年就同那个人有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