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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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恰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恰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
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翁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①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①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二十二年阔别，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一九五九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