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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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年）的建议》中。《建议》要求“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引述了“八大”的方针：“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乎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奋斗的目标认识的深化，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当然，现代化的要求更为长远，更有号召力，更激奋人心；而现代化的目标一经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周恩来的认识也继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所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一项内容。这是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同时，这几个现代化的提法，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1957年8月13日到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预算以及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说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他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这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提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提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写上了要为这三个现代化而奋斗。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他说，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也就是耍重新提出1953、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但是，这个主张当时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讨论而成为统一的认识。这从1960年朱德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出来。这年9月，朱德接见和宴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致词中还是说“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直到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才恢复了1954年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边，把文化和科学联在一起提现代化，是并不很恰当的。周恩来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他说：“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他认为更恰当的提法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56年1月，他就曾经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他在上海各界人士春节座谈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个思想，周恩来也是早就有了的。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关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后来也是有发展的。他进一步指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这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步。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时限的要求。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1966年起，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1974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起草工作，提议在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邓小平采纳了这个建议。报告写出后，送周恩来阅后得到了同意。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激昂有力的全国人民熟悉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给中国人民鼓起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随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十五、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