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族-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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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把带不走的一些家族史料；如祖先画像、照片、书信、账本等分装在五个箱子里；寄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那儿。解放后顾廷龙先生将之带入上海图书馆。李国超似乎不屑于与李家的人往来；走后没有跟李家在大陆的人联系。李家人只是从美国福尔索姆先生的书上知道；他曾在旧金山生活；后代曾在联合国工作；如此而已。最近几年李家续家谱；他这一房仍未联系上。
第三部分 短命侯爷
第28节 招商局李党遍天下
上海外滩福州路路口、与汇丰银行一路之隔的那栋三层砖楼；是大名鼎鼎的百年老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局旧址。与之相隔不远；还有一栋“长着”五个尖尖角的四层楼房；那是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创办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旧址。这两栋楼；在外滩沿江排开的二十四栋大楼中；是最矮的两栋；像是两个丑小鸭；也是外滩仅有的两栋属于中国企业的建筑。这很能说明；当年洋务运动起步的艰难。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轮船航运企业；跟江南制造局一样；是晚清大中型企业中的大哥大（还有一个纺织新局；后来不幸毁于火；重建后改组）；都以历史悠久、后台强硬著称；在晚清洋务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轮船招商局的办公楼虽小；但雄心不小；是当时国内惟一一家可以跟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叫板的轮船公司；在国内航运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个企业初为官商合办；后为官督商办；但最高权力都捏在李鸿章手里；重要的人事任免都是李鸿章说了算；直到他从北洋大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多年后；才归邮传部管辖。这个企业曾聚集了一批最优秀的洋务干才；业务一度发展得很快；分局遍布国内各大港口；如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除了承运漕粮；还延揽商货；在与太古和旗昌的竞争中谋发展。1877年；居然“狮子大开口”；把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给“吃掉”了；增加了码头和船只；扩大了经营；成为能与太古轮船公司抗衡的惟一对手。后来还不断投资大型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湖北铁厂（张之洞创办）、萍乡煤矿、萍乡煤矿铁厂（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太平岁月；每年净利润可得三十万两银。
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曾不无醋意地对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而李鸿章则不无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据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 为了办好这个企业；李鸿章屡次调集精兵强将加强管理；以期一来可以从洋人手里夺回一些权益；增加清廷国库收入；二来积累经验；以供其他企业借鉴；好走出振兴民族工业的路子。这正是洋务运动的初衷。所以从一开始；组织上就是一个李党的根据地；从总办、会办到各分局的经理；以至于轮船上的船长；不是李党的亲信就是幕僚；以及亲信幕僚的亲朋好友。这种体制造成了层层都是裙带关系；而排斥异己。
这种状况自然给李鸿章带来了方便；人人听话；好办事；要抽调局里的“份子”筹饷也没说的（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曾有几笔大款项报效中央）；但也带来了麻烦；弹劾他结党营私、重用私情的折子就不会少了。攻击李鸿章的人就说；招商局从上到下；李党遮天…… 李鸿章最初是交给有沙船运输经验的朱其昂拟章试办；第二年招商集股；正式成立；同时把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挖”过来总理其事；唐从此成了他的哥儿们；此后一辈子跟李干活儿了；办完了招商局又办了开平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功劳卓著。还把上海的另一个著名买办徐润也“挖”了过来———此人就是最早在国际博览会上得奖的中国人———被任命为会办。与徐润同时担任会办的还有盛宣怀；盛后来又升任了总办。三个人中；盛宣怀与李的关系最近；他是李鸿章赴陕西剿捻时的文案；鞍前马后已跟随了多年；自然容易得宠；何况盛本身“长袖善舞”；善于抓权；在官场上的路数比两位买办要熟悉得多。
中法之战后又有马建忠到局任会办。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淮军时代就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进入李鸿章幕府后一直很受重用；曾被李派出国考察洋务和军事；进入招商局后；他的一些重要的建议；李都是采纳的。 同时；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势力圈子；圈子里的人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唐廷枢和徐润当权的时候；重用同乡；局中“执事者；尽系粤人”；“非唐即徐”。盛宣怀当政后又重用他的一班人马。盛宣怀的亲信傅筱庵得以长期在招商局出任要职；盛的三个儿子盛恩颐、盛重颐、盛升颐都是董事；盛重颐还当过总经理；盛恩颐当过副董事长；董事中陶湘既是盛宣怀的同乡也是他的心腹干将；参与过许多机密；马建忠的外甥朱志尧通过马的引荐；当上了一条轮船的船长（据《沛国朱氏诸巷会支族考源》）。另外；曾任董事会会长的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董事何声灏是李家的亲戚，董事庄仲咸是盛宣怀的亲戚……这些情况；当然也给老李带来不少麻烦；如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就咬住盛宣怀不放；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结为一体；大造舆论；目的是要赶走盛宣怀；从李鸿章手里夺权。
话又说回来；在轮船招商局最初的三四十年中；局内李党的庞大队伍中并没有李家人。这是个应当引起注意而外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事情———在这些年中；局务并没有李家人染指；最多可能有些股票；不像盛宣怀当了总办；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塞了进去；马建忠当会办时；也把自己的外甥也拉了进去。 李家人是在李鸿章去世以后；才逐步进入招商局的。如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滇出任轮船局的董事；是在民国元年（1911）；距李鸿章去世已有十年。
同时担任董事的还有张志潜；是张佩纶的前妻生的儿子。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当上董事；是在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为了顶董事的缺额而填空填进去的。至于他当上招商局的董事长；则是后来的事情；那是在段祺瑞当权之后的1924年；是由轮船招商局股东大会选出来的；至时李鸿章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 这种情况又可以跟其他一些情况相参照———李鸿章极力主张子孙后代学习外语；主张他们从事外交工作；在家里聘请了外籍教师教孩子们读书；但在仕途春风、位极人臣的时候；他的后代中只有一个李经方当过外交官；其他儿子侄子都是靠边站的。李经述读了一辈子书；什么实缺也没拿到；只是老爸在受命出使欧洲时；托清廷的福；叫他一路上照顾已经七十几岁的老爸；才获准到国外走了一趟；算是干了半年外交工作。
侄子李经叙出使秘鲁和墨西哥；是甲午战败后的1897年；李鸿章早从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官位上退下来了；是伍廷芳把他带出去的；以期加以磨练；将来好派用场。其他人如李国杰出使比利时，李经迈出使奥地利，李国栋后来也出使奥地利，李国源出使缅甸；全都是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李老太爷对后代是有一定要求的；不出类拔萃他是不用的；并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方面他倒是不捣浆糊的；这与大多数封建官员一心为子孙抓权谋利；显然不一样。
第29节 王亚樵福州路击毙赵铁桥
李国杰（1881—1939；字伟侯；号元直）是李经述的长子，李鸿章的长孙，承袭了李鸿章一等侯爵的爵位；清末曾任散轶大臣；1906年任广州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任农工商部左丞；当时住在北京府学胡同五号。1910年他出使比利时；把房子卖给了盛宣怀；归来时已是民国。
袁世凯原本对他另眼看待；民国初让他继续留任比利时；1914年回国后还让他当了参政院参政。可是袁大总统要当皇帝；他又看着不顺眼；在“晋见”逊清隆裕太后时；说了几句袁世凯的坏话；不想密探把话传到了袁世凯的耳朵里；于是风声鹤唳；吓得他赶快逃到上海。
他进入轮船招商局董事会是在1916年；经董事会选举当了董事；1924年又选为董事会会长。可是他的命不好；在他任董事长之前一年；轮船招商局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亏损；年亏损达一百六十余万银；为开展业务已向各庄户挪借三百余万；加上上海光复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向轮船招商局借款达一千万；轮船招商局以一部分栈房和市房作抵押；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一百五十万两；至此时仍未见归还。
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又作出决定；以一部分不动产作为抵押；再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五百万元；以渡难关。 谁知此事后来竟招来了麻烦。 其实这个晚清遗留下来的庞大企业；一直是国民党人的心事；因为油水太大了。该局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当时中国企业的最高月薪；每月五百大洋；与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月薪相等（一般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三百大洋）。利润丰厚；养肥了那些清末的遗老遗少。国民党初坐天下；财经紧张；银根紧；长远计议；总想把轮船招商局弄到手。其实那时的轮船招商局都已是商股了；是纯商人的企业；已在商部注册了；公开抢夺总不是回事；只好打出“整顿”的旗号。
1927年国民党到上海后；逐步对前清遗老的财产实行没收和监管政策。 1927年5月；国民党刚到上海；就派张静江清查整顿轮船招商局；后来因为隶属关系；轮船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管；所以又由交通部长王伯群担任监督。李国杰这个董事长就成了王伯群的下属；由王伯群任命为监督办公处总办；1928年成立了总管理处。1929年又宣布轮船招商局从此直属民国政府；由民国政府派专员负责整顿。 于是；前清遗老们都没有好日子过了。
1929年9月28日；由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训令上海县；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10月5日；又有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的通告：奉国民政府令；前清故吏盛宣怀侵蚀公币；证据确凿；应将所有遗产一律查封没收。令盛氏后人及与盛氏财产有关之公司、行号、典当等等；据实具报盛氏遗产。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盛家在招商局的“三杆枪”（盛恩颐、盛重颐和盛升颐都吸食鸦片）就没辙了；他们在轮船招商局的位子保不住了。
对待李家；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对准了李国杰。因为李家的作风不如盛家洋派；主要财产还是安徽老家的土地；房产主要集中在合肥和芜湖。安徽方面已经向李家索要了六十万元军饷。南京和上海的政府大员；自然看不上那些安徽的地皮；他们对李家在上海的其他人员不熟；李国杰目标大；那就抓李国杰好了。 经王伯群从中周旋；李国杰表示同意由政府监督。谁知他一松口；南京政府就派了个赵铁桥出任总办；真的到招商局内部来“监督”；把他晾在一边了。
赵任总办之后；有政府做后台；大权独揽；李国杰不得不处处防范、退让；日久便生怨尤；摩擦不断。最后赵查出了李国杰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声明并无中佣；但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的问题。还有在1927年年终；自支酬劳银五千两私用的事情；把他告上法院（据《招商局总管理处控告招商局董事长兼任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刑事诉状》）；这下把李国杰惹恼了；决心报复。 这个报复不是一般的报复了；竟想动手除掉赵铁桥。时值神秘杀手王亚樵正在上海活动。王亚樵曾多次密谋干掉蒋介石；对暗杀蒋介石的部下亦十分爽快。李国杰通过李次山、关芸农与王亚樵联系上了；给了王一千大洋和一张赵铁桥的照片。
于是；赵铁桥于1930年7月24日；在轮船招商局的楼侧（外滩福州路路口）遭了枪击。 赵铁桥被暗杀后；蒋介石非常震怒；责令宋子文火速查办。他们知道是李国杰干的；但抓不到把柄；但经济上已抓到了把柄；就以经济案件把他暂行拘留。 然而李国杰倒也不慌不忙；他运动了父亲一代甚至祖父一代的故友旧僚；又拿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办法；用银子去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使案子一拖再拖。最后；连陈孚木自己也保不住了；事情才如水银泻地；无可收拾了。 两年多后的1932年12月27日；上海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