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第1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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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地战争也导致宋朝国库空虚，为此。纠缠了一年的宋朝铸币计划终于推行了。首先宣布的是铸造金牌、金铤计划，金牌是一两的纯金，圆形，跟宋朝原先流行的祈福金牌一样，是圆形钱币，但它不叫“金元”，叫“金牌”。则金铤是八两金，它上面画了七道线，可以将金铤均匀分割成八份，每份一两，整个金铤重约半斤（一宋斤等于十六两）。
除此之外，朝廷试探性的铸造了一批银元，正式地称呼也不叫银元，而叫“银牌”。这种银牌不是纯正的银，其中夹杂了30％的杂质，铸造银币地方式也变为冲压方式——朝廷用地是一赐乐业人献上的希腊老古董：螺杆式压币机。
总的说来，这批银币反响还不错，由于它坚固不变形，钱币的图案也秉承了宋代一贯的精美华丽风格，使它在商人中广受欢迎，唯一的遗憾就是数量太少，导致普及率不太高……这也意味着人们的识别能力不太高，更容易仿冒。
赵兴一边欣喜地看着三级货币体系地建立，一边期待它对宋朝的商品经济产生更深远地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指示自己的私币开始对新钱进行翻模，做好了批量仿制的准备。
这种仿制对他来说不存在技术门槛，因为朝廷得到的那个压币机还是他指示以色列人献上的，与此同时，他的私币厂已开始使用更先进的水力冲压机。所以朝廷发到各州府的母钱一到他手里，立刻通过石膏脱蜡翻模，便成了水力冲压机的模本，隆隆的冲压机一响，赵兴可以确认：自己私币厂铸造出来的钱，会比大宋的钱监铸造出来的钱更精美。
当然，苏轼不知道赵兴在背后搞得这些手脚，这几天他都正兴奋的筹划着天宁节的节目。
十月十日，天宁节。公元1088年10月26日，星期四。
连续两年的饥荒并没有影响杭州百姓过节的热情，伴随着震天的爆竹，天宁节的活动拉开序幕。由于这一天是放假日，苏轼与赵兴等人都没穿官服，他们像普通百姓一样站在杭州主街道上，看着游行队伍边歌边舞的走近。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竹竿子”（又称“参军色”），他相当于现在的报幕人，因手执竹竿而得名，其作用在于引舞、念口号和向观众致词。现代，乐队指挥手站在队前，手持的已不是“竹竿子”，那玩意称为“指挥棒”。“竹竿子”走在最前面，伴奏的乐队跟在指挥后面，称“后行”。不过，这些人确是胡人打扮。共两百余名十二三岁上下的儿童参加演出，分为十队：
一为柘枝队，穿五色绣罗宽袍。系银带，戴胡帽——形状有点像现代的贝雷帽。这队边走边击鼓，演唱汉代地《柘枝曲》。
二为剑器队，穿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戴红罗绣抹额——亦即裹头，红锦手帕包头。这些人边走边舞剑器。
三为婆罗门队，着紫罗僧衣，绯褂子。因僧人是印度过来的，故称“婆罗门队”。他们边走边诵经。
四为醉胡腾队。着红锦襦，系银，戴毡帽——也就是宋代著名的范阳帽。他们边走边翻筋斗。
五为诨臣万岁乐队，着绯绿罗宽衫。浑裹簇花幞头——京剧里小生常带的英雄巾。这队表演的是宋代戏剧内容。
六为儿童感圣乐队，穿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宋代童子发型，梳两小辫，称总角。他们在杆子上舞着。表演赶趁。
七为玉兔浑脱队，着四色绣罗襦，系银带。戴玉兔冠。浑脱乃酒囊、皮船、口袋等——这队伍也就是现代的旱船队。
八为异域朝天队。穿锦袄，系银束带，戴夷冠——波斯胡帽，也就是现代的无沿毡帽。他们敲敲打打，表演着西域打击乐。
一为儿童解红队，着紫绯绣襦，系银带。戴花砌凤冠。绶带。解红是红色彩带，解红队也就是挥舞彩绸。边走边舞的队伍。
一为射雕回鹘队，着盘鹘锦襦，系银，射雕盘（盛箭囊）。这队全副武装，展现男子威武气。
两百多名儿童，红紫银绿，色彩斑斓，绵袄宽衫，着装多样，戴玉冠，裹幞头，舞剑器，执锦杖，捧宝盘，挎雕箭，扮外夷来朝，装异域献宝，亦庄亦谐，亦歌亦舞。那种热闹壮观的场面，无不会使人陶然而醉，乐不能禁。
这是什么？现代叫做“花车巡游”，据说是民国以后传入中国的洋玩意……嗯，现在，赵兴在宋代观看中国人地花车巡游——是的，是宋代！是中国！他心里不住琢磨：这花车巡游，焉知不是宋代传遍世界的？怎么到最后，它成了彻底的洋玩意？郁闷！
宋代城市惯兴以儿童来祝福、来祈祷、来欢乐地风尚，尤其重大的社会活动，都要让儿童来参加以烘托气氛。像熙宁年间东京久旱不雨，皇帝就下令东京的儿童着青衣，围绕着各坊巷贮满水、插柳、浮蜥蜴的大瓮，呼喊着：“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
这种庆祝方式，宋代称之为“小儿队舞”。
有了儿童起舞寄托吉祥，驱灾降福，即使是久旱不雨，人们也会将此当成赏心乐事。因为在享乐主义盛行的北宋，人们不太在于具体内容，“但贵其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而皇帝生日动用“小儿队舞”表演，也是为了使“赏心乐事”的氛围更浓……现代人看不到这场景，但可以从宋代地《百子嬉春图》来感受这场景的迷醉。
“小儿队舞”组成的花车巡游持续了一整天，巡游队伍走遍了杭州城地大街小巷……第二天，进入了团练蹴鞠表演。
苏轼还有一个官职是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原本在天宁节这天他要检阅禁军地，并在这一天组织禁军表演，以祝贺天宁节，但由于他实在分不开身，禁军表演就顺延到了第二天。
宋代大多数禁军不是用来战斗的，是用来表演的，他们每年的训练就是为了在节日里为百姓演出。汴梁城的禁军任务重，他们要在金明池开放日，以及元宵、寒食、中秋、冬至，还要在天宁节表演。而移戌外地就粮的禁军任务清闲，他们每年表演的重轴戏只是天宁节。
这天表演地是一种有球门地蹴鞠运动。
这种蹴鞠运动，较之不用球门的蹴鞠运动稍有对抗性。参加运动地人需分为两队，每队各有16人，计有球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两队总共32人，通常又被各自唤做“左右军”。
苏轼指着场地向赵兴介绍：“离人，你看过金明池的表演吧，那里人多场地小。一般不搞这样的比赛，但在外地，禁军在天宁节最常做地就是蹴鞠赛。”
这场比赛是在杭州校场举行，比赛对百姓开放的，往常这校场是禁止百姓出入的，现在，场外人山人海，连墙头上都蹲满了人。赵兴比量了一下场地的大小，问：“这场地有尺寸规定吗？”
苏轼好奇的瞥了一眼赵兴：“规定尺寸干嘛？人常说：有多大的场子摆多大的阵。各地校场大小不一，官家规定校场大小。反而令大家放不开手脚……嗯，倒是那球门有尺寸规定：两根高三丈二尺的木柱立在那里当作球门，木柱相距二尺八寸，网阔九尺五寸。球门上有一个大小三尺左右的风流眼，作进球用……”
“我不信”，赵兴一翻白眼——古人关于尺寸的东西，从来都不可信。
那门柱有三丈二尺高吗？这高度相当于两根电线杆子地高度，可宋朝没有水泥电线杆，只能用木头当作门柱。长成十米高的树干。底部该有多粗？这样的门柱竖立起来，因为十米高的柱子经常有球撞击高处，高处还挂个网。为了防止被风吹倒。所以埋入地下地部分至少需要两米。也就是说，那两根门柱必须采用十二米高度以上的巨树，那是什么树？
“拿尺子来，既然有规定门柱高度，我们需按规矩来，让我量一量门柱符不符合规定”，赵兴一边说。一边嘴里嘟囔：“把球踢到十米高的风流眼。贝克汉姆能不能做到都成问题，我就不信这门柱符合要求！”
“离人。休得胡闹。书上说尺寸有虚指泛指的说法，这里说三丈二尺，那是一个泛指，极言门柱之高——你怎能如此无趣，要去量一量那高度呢？”苏东坡急忙劝止。
赵兴点点头，泛指，这就对了，现代足球，球门高度也就两米四四，赵兴觉得“风流眼”竖立的高度，比现代球门高不了多少，最多有三米，怎能说有三丈呢？
“公平，我只想着两球队的门柱需同样高，这才公平……等等，书上说？这门柱高度是在什么书上规定地？”赵兴问。
苏轼是老师，这时候老师的脾气发作了，耐心的教导说：“传说黄帝擒蚩尤，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此为蹴鞠之始。刘向《别录》言：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所以，至汉以来，蹴鞠就是军中之戏。至于这些门柱高度嘛，原无定例，说到这尺寸……也许是汉代《蹴鞠新书》中交代地。”
苏东坡地乱用典故可是有名的，据说他考状元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上古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这个例子让博学多才的欧阳修看上了，他回家翻了好几天书，找不到相关记载，特地把苏轼叫来问一问，苏轼脸部红心不跳的回答：“那例子是我编地。”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说地蹴鞠来历，赵兴不敢全信，好在他也就是想求证一下是不是自己眼神出了问题，如今知道他眼神没问题，门柱高度只是个虚指，便不再说话，拱手请苏轼宣布开球。
苏轼一挥手，蹴鞠比赛开始了。按宋太祖规定：左黄右黑。亦即左军队员穿黄袍下场，右军穿黑袍。两军在场中排好了阵型，裁判秦观敲响了铜锣，左军开球，右军转身下场。
只见左军球头将气球踢得团团转，踢过数遭，再将球传给两个次球头，次球头演示蹴鞠的二人踢法，在场中做出许多舞蹈造型，将球传来传去，引得众人齐声喝彩。而后次球头再把球传余人，最终穿给球头，球头拉开步子，先踢几个过肩球，把球踢得团团乱转，而后一个大步将球踢入“风流眼”。
“一胜！”场外轰然暴喊。秦观在台上敲一下响锣，神色淡定地裁定：“左军一胜！”
左军鞠躬下场，轮到右军上场表演了。右军接球后，依样将球踢过数遭，再传给球头，球头扬起脚，将球踢向“风流眼”，随着球偏离“风流眼”飞出，场外响起一片叹息声。
赵兴打了个哈欠。这时，场中交换了球。又开始由左军表演。这种表演性的球赛，宋人看的如痴如醉，赵兴却对这种一点没有对抗性地比赛提不起兴致。他看的昏昏欲睡，直到秦观用小锤轻轻推醒了他，他方擦着口水，朦朦瞪瞪的问：“谁赢了？”
蹴鞠表演是一种类似艺术体操一样的东西，球头将球踢得一人高，做几个造型，而后接住球，或转身踢给同伴。或继续担任表演。球踢一人高也就是三米左右，做几个造型动作最少需要花费3秒，在这三秒中的时间内，球要保持缓缓飘动状态。也就是说：蹴鞠球速每秒一米。这种飘动速度只能是“气球速度”。以此方便球员表演。
这种速度缓慢，纯粹表演的球艺，让见惯现代歌舞与艺术体操的赵兴觉得乏味。而“比赛”结果是：左右军各自踢了五球，右军居然后来居上，赢了这场球。目前左军球头正在接受“吃鞭”惩罚，苏东坡拿着一个鞭子。象征性的轻轻抽了左军球头三下，而右军球头则赢得一个银酒杯和十六匹锦缎。那些获胜的人将锦缎缠在脖子上，活像现代的绶带一样披挂起来。腆着肚子望着苏东坡。
苏东坡高喊：“点呈！”
随着这声喊。杭州现役地官妓穿的花枝招展走上台来，先冲苏东坡鞠了个躬，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的官妓向苏东坡唱名。宋代尚红，所以官妓中的佼佼者准许穿红衣，号为“行首”。她们首先上场向苏东坡禀报各勾栏瓦舍地点名的果。
古代中国什么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是有规定的，另两队官妓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着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前者是普通歌舞伎。后者不插珠翠而插花，是因为她们等级高于前者，仅比行首略低，现代呼之为“当红歌手”，或者“一线歌手”。
行首把应到人数、实到人数报告完毕，苏东坡的倭仆已经牵过了高头大马，苏东坡一马当先，带领队伍出发，他身后跟的是各级官员，然后是蹴鞠比赛地胜利者。这队人身披锦绣，趾高气昂跟在官员后面，官妓们则或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而伏侍官妓的婆嫂们则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
长长地队伍出了军营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