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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节

杨度-第2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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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正襟危坐,双目平视,不疾不徐地说:“孙先生是一个令人尊崇的革命家。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坦荡无私的政治家品德,令我们钦服不已。不过,孙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唤起民众。”

  杨度的心震了一下。孙中山的学说包罗万象,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广泛持久,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居然能不假思索地指出其所忽视的一面,可见他对孙中山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他专注地听下去。

  “长期来,孙先生比较多地在社会中上层进行革命活动。在武装方面,他又较多注目于旧式军队和江湖会党。当然,这些方面都不能放弃。但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广大的部分是民众。历来都认为是帝王将相,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其实不然,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

  “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李大钊这句话如同千钧棒槌重重地敲击着杨度。湘绮师的帝王之学,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究其本质,都可以说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对面这位优秀的革命家的确凭借的是另一种崭新的理论,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我们进行的这场革命,必须要在扫荡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及一切封建余毒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前几年,北京的青年学生提出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集中而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国的中上层社会、旧式军队、江湖会党受封建陈旧一套影响最深,要在他们中间反封建反陈腐最为困难,而中国广大的民众受此毒害较少。所以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联合民众,依靠民众,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康梁变法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孙先生的革命未成功,其关健也在这里。这半年来,我向孙先生反反复复讲这个道理,孙先生终于明白过来,决定一旦回广州,即从宣传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入手,彻底改组国民党,打开大门,让广大民众进入这个政党,一洗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同时,重新组建一支来自民众的崭新军队。这个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全部由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民众充任,一洗中国军营中的种种陈规陋习。有了新的政党和新的军队,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吐故纳新,弃旧图新,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破除旧式观念旧式制度,走依靠广大民众的道路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或许是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正出路。

  杨度正在沉思着。突然,孙中山的秘书兴高采烈地走进客厅,扬起手中的一张纸说:“广州急电,陈炯明下野,洪兆麟宣告脱离,并欢迎孙先生回粤!”

  李大钊和杨度一齐站起。孙中山从二楼书房出来,对着秘书高喊:“快去告诉夫人!”

  孙中山飞快地跑下楼梯,李大钊快步走上前,孙、李紧紧拥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皙子先生,今晚我们好好欢聚一下,为两广革命的胜利干杯!” 


 
 
 
七 江亭三题《百字令》: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孙中山于二月下旬回到广州,就任南方政府大元帅,并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大元帅大本营。李大钊先期回到北京。初夏,杨度也从苏州回到北京,亦竹带着孩子们继续住在苏州。杨钧的夫人尹氏不服北方水土,杨度回京不久,他便带着全家迁回长沙去了。李大钊常给杨度寄来一些报刊杂志,也亲自来过槐安胡同几次。李大钊向杨度谈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杨度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对于“唤起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他是非常赞赏的,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宜做这种事。他最合适做的,还是以曹锟的高等顾问的名义,往来于北京、保定、洛阳之间,为促成南北合作做一些事情,以不负中山特使的重任。

  杨度一厢情愿地希望曹锟与孙中山合作,拥戴孙中山重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但直系军阀的这个大头领野心大得很,他要自己做总统,并不理睬他的高等顾问的一番苦心。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在他的部属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通过倒掉张绍曾内阁、逼走总统黎元洪等一系列步骤,又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的巨款贿赂了国会议员,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北京城里的大总统。曹锟高标价码,议员公开卖票,开创了民国成立以来总统选举中最为丑恶的纪录,成了中国政坛上最为肮脏的一笔交易。一时间,“贿选总统”、“猪仔议员”的骂声遍于全国各地。曹锟当选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广州通电全国声讨,并电告段祺瑞、张作霖,要他们响应南方政府的通电,一起讨伐这个公开以金钱嘲弄民主的贿选总统。

  杨度对曹锟失望至极,也对五千银元便可卖身的猪仔议员们失望至极。他愤然辞去高等顾问之职,夏寿田也不再做秘书长了,从保定来到北京,重新住进槐安胡同。

  曹锟以如此手段登上总统宝座,他在全国大小军阀面前如何能有威望?这样的中央政府,又如何能领导全国?中国的政局更加混乱了。

  曹锟的内阁一如过去所有的内阁一样,变幻无常,一会儿是孙宝琦主阁,一会儿是顾维钧主阁,一会儿又换成颜惠庆主阁。乌烟瘴气的政坛,直让所有关心国事的中国人气沮。

  杨度与夏寿田蛰居槐安胡同,过着礼佛参禅、读书著述的生活。

  夏寿田向来长于词章,这时便全副心思潜于唐宋诗词之中,自己也时有所作,借以抒发他对国家的忧思,以及对他和叔姬之间纯洁情谊的深切怀念。夏寿田与叔姬这种特殊友情,杨度在二十多年前便已知端倪。这些年来,眼见叔姬与代懿长期分居,他甚至动过撮合夏庄结合的念头。但此事难度太大,牵涉面太广,各方面都没有谭嗣同那种冲决罗网的勇气,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这样相思下去吧!

  夏寿田每有所作都给杨度看,一起斟酌吟咏,然后再端端正正地誊在水印花笺上,寄往南国,寄到同样魂牵梦绕于爱情理想王国的叔姬的手里。叔姬则总是在流着热泪读过十遍百遍后再和上一首两首。北京的槐安胡同与湘潭的石塘铺,就这样彼此“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天地人间上下古今再添一段绵绵无穷的男女情憾!

  杨度于读佛经外,又添了一桩事情,那就是开始为中国通史的写作收集资料,爬梳整理,思考研究。写作这本书,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使命。调和孙曹既不可实现,写好这本书应该是不难的。何况自己为帝王之学、君主立宪耗费了半生光阴,又出庄入佛,由佛悟禅,且负笈东瀛,涉猎欧美,更参预过朝政,游说过诸侯,真正可以说得上博通古今,出入百家,学贯中西,游历四方,写中国通史的资格,放眼天下,有谁能超得过自己!杨度决定用三五年的时间做这件事,以太史公为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自己一生的学问和阅历、探索和追求都写进这部皇皇巨著中去。恰好这时梁启超也彻底离开政坛进入学界,当起清华大学国学导师来。无论是对佛学,还是对史学,梁氏都堪称大师。于是,梁、杨这对亦敌亦友,在学术上又找到了共同点,常常在一起辨校史料,切磋学问。

  绘画这门功课,杨度也没丢掉。夏寿田怀念岳霜,似乎有种继续亡妾事业的味道,他跟齐白石学画的心情比杨度还要炽烈。遇到合适的时候,梅兰芳常常会请他们去看他演的戏。梅兰芳禀赋过人,又谦和好学,对于齐白石、杨度、夏寿田,他总是当作良师来看待,时时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画学诗。在杨度的眼中,梅兰芳好比一只幺凤出现在京城梨园中。梅兰芳三十岁生日时,他和齐、夏前去祝贺。齐白石送了一幅《梅兰吐芳图》、夏寿田填了一阕《一剪梅》作为寿礼。杨度则为忘年之交谱了一支《梅郎曲》:“早岁京华逐管弦,侯谭名在小杨前。光宣变后寻歌舞,又看梅郎十五年。”又为之作了一段长序:“予自前清癸巳始游京师,其时供奉名伶,以侯俊山、谭鑫培称最,酒后闲谈,皆能略叙宫廷琐事。迄予戊申海外重归,则二人已老,继起得名者惟梅郎院华及吾家小楼耳,世变愈剧而歌曲愈新。今岁癸亥,距戊申十五年,距癸巳已三十年,梅郎于时年亦三十。当幺凤初生之日,正士龙入洛之年,低徊往事,枨触旧游,作《梅郎曲》以寿之。”梅兰芳接过这件礼物,甚是欢喜。

  不久,北京政局又起巨变。直系内讧,冯玉祥倒戈,曹锟狼狈下台,各路军阀将北洋元老段祺瑞抬了出来,组成了一个既无总统又无总理的临时执政府。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东山再起的段祺瑞,只好叫他段执政。这真是个不伦不类的称号,段氏闻之,啼笑皆非。

  杨度对军阀政治心灰意冷,寄希望于孙中山、李大钊等人的民众政治。这天傍晚,刘成禺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却给主人带来一则振奋精神的消息:孙中山有意在南方政府里为杨度安排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职权将在袁世凯当年所给予的次长、参政之上,同时还请杨度为创办不久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历史。刘成禺还告诉他,孙中山即将应段祺瑞之邀,北上进京,进京后再当面详谈。

  无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来,杨度心中的枯枝又获复苏。他在琢磨着:中山先生将给我一个什么职务呢?既然在次长、参政之上,是不是部长?抑或是哪个局的局长?要么是中山先生要实施其五权宪法蓝图,设立五院,委任我做某院院长?想想又觉得不可能。中山先生身边那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劳苦功高的战友,怎么会轮到我这个帝制余孽的身上?对了!他猛然想起,中山先生一定是要我做他的大元帅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任之游刃有余的。中山先生的大业一定可以成功,我给他做几年秘书长,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今后同样可以做民国政府的院长、总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说不定我这一生仍可以为社会做出大事!

  他的热血又开始沸腾,激情又重新洋溢。杨度这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万象皆空的佛门学说,不管他怎样苦苦修炼虔诚奉行,始终没有在身上扎下根基,而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思想,却早已深深地融进他的骨肉血液中,割舍不去,与生俱存!

  杨度密切地注视着孙中山的行踪。

  十一月中旬,孙中山偕夫人及秘书汪精卫等人一行由广州启程,途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长崎、神户,十二月初抵达天津。不料,孙中山抵津的当天下午便肝病复发。但事情太多,他不能休息,带病工作,病情日益严重。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扶病进京,受到北京各界两百多个团体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却不能下车与大家见面,只发表一个书面启事登在报上:“文此次扶病入京,遵医者之戒,暂行疗怅”,各方代表,昔日好友均“俟疾少廖,再当约谈”。

  杨度看到这则启事,不便赴北京饭店探视孙中山,只有在每天打坐时默默地为他的健康祈祷,求佛祖保佑早日康复。

  一月下旬,孙中山迁人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手术的结果令人悲哀:孙中山患的是晚期肝癌,病状危殆,群医乏术。这个消息经报纸公布后,举国震惊。过几天,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接着,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国民党要员李烈钧、张静江、叶楚伦等来京探视。再后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也由广州来到北京。廖夫人仓促进京,无疑是来安慰陪伴孙夫人的。人们都已知道,孙先生的病情已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了。

  杨度天天看报,忧心如焚。三月一日,孙中山从协和医院迁进铁狮子胡同行辕。十二日上午九时,一代伟人终于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槐安胡同,杨度听后呆若木鸡。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道德崇高威望素著的伟大政治家,他个人从此失去了一位情谊深厚相知相许的真诚朋友。中国的前途将会更加变幻莫测,他个人的前途或许将永无指望。

  北京各界人士隆重悼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央公园社稷大殿外,人们排着长队,怀着无限崇敬无限悲痛的心情瞻仰这位人民政治家的遗容。杨度和夏寿田也参加了这个行列,他们随着缓缓移动的人群来到孙中山的遗体旁边。经过防腐美容处理后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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