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蛇头-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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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每一个具有冷静思考能力和常识的侨居海外的华人，大概谁都会和皮拓·孔先生一样，对那些以为今天到达海外明天就能抱个金娃娃的华人偷渡者，发出如上的忠告。遗憾的是，忠言逆耳。在日本，我曾对偷渡入境的一位华人讲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回答至今还响在我的耳边：
“那么您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到海外扎根生活的权利，只有像你们那样的知识分子才有？！”
还有一位计划赴美的华人，我也曾像皮拓·孔先生那样劝过他，但是他说：
“你们知识分子说话总是夸大其词，世界上最富的美国，能像您说的那样吗？”
好像我是在给美国抹黑，特别是这个人又知道美国法定最低工资，就更听不进去我的话。
我既无法反驳，又无力劝说，因为在成功的老华侨中，有很多像他这样是偷渡来到海外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比出身于知识分子的人更富于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充满成功的渴望，因而比知识分子更有可能抓住海外的成功机遇。他们主张无论是哪个国家，也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谁都有漂洋过海到异国生活的权利，这是人权之一，是移居的权利。他们要求作为外国工人超越国境迁移的权利。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通往行使这种权利得以荣耀自身惠及他人的路途上，横亘着代表国家主权、移居法律这一难以逾越的万里长城，或许他们也意识到了，但却视有若无。
无视这万里长城，把不法的偷渡行为像行使正当权利一样付诸实施，这是众多的华人偷渡者陷入悲惨深渊的根本原因。
第五章 拥挤到美国的人们日本周边海域的杀人案
目的地是美国的偷渡者离开中国开始偷渡的旅程，这初看好像和日本毫无瓜葛，但是偷渡旅途中发生的问题往往把日本卷进去。因为有一部分偷渡船要经过日本周边的海域。
日本发行的华文报纸《新交流时报》，在1993年5月号与6月号刊登连续报道，披露因偷渡引发的杀人案件，其内容简述如下：
1992年9月28日，中国台湾渔轮“大友1”号装载140名偷渡者，撞破边防警备部队的巡逻网，偷偷地离开福建省北部的霞浦港。引导这140名偷渡者的蛇头是台湾人，他在台湾的海军中当过兵，懂得航海方面的知识和驾船技术，所以他既是蛇头又兼船长和驾驶员，我们不妨把他称为“船长蛇头”。
离开福建前，船长蛇头和140名偷渡者约定：每人先出3000元人民币（当时约合6万日元）定金，作为船只调度费和途中的餐费，平安入境美国之后，偷渡者合计支付成功报酬363万美元。
预定海上航行28天到达美国。10月13日，如同废船一样的“大友1”号总算平安到达日本附近的海面上。偷渡者刚刚松了一口气儿，该船的主发动机却发生故障，不动了。船长蛇头修理了20多个小时，但无济于事。
船长蛇头说：“没关系，主发动机不动了，还有副发动机。”他想用此话安抚已经开始惶惶不安的偷渡者。
但是，在偷渡者中，有个稍稍懂点儿机械的人，他感到事态严重：只靠副发动机航海，本来28天的路程得走三个多月；如果这期间遇上台风，那么船上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再者，船上带的粮食只能再维持10天，那么这样走下去，即使不遇到台风卷进大海，也得因断粮饿死。了解到面临如此严重事态，大家试着和船长蛇头交涉。
“向附近的日本船发SOS信号，先在日本修船，然后回中国。如果用这样的船继续航行，那非得闹出人命来不可。”
可是，对于船长蛇头来说，船如果返航中国，那么白费了以前的九牛二虎力气，而唾手可得的363万美金也扔进太平洋，而且还很可能被中国公安机关逮捕投进监狱。
这样的结果是船长蛇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严词拒绝返回中国。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我总会设法把大家送到美国的。”
船长蛇头的保镖中有几名长乐县城关人，他们附和着船长蛇头的话。于是，四名长乐县潭头人站出来，代表大家，逼近船长蛇头说：
“人命关天，快向日本发SOS信号，请求救援回中国！”
但是，船长蛇头却冷冷地反驳：“人命关天，可我的钱也不能打水漂儿！”
偷渡者听到这话，一片哗然。这样对峙数天，潭头人决心干掉船长蛇头。
10月17日黎明，在潭头人的指挥下，偷渡者们一齐动手，先把几名长乐县城关来的保镖监禁到船室，然后包围船长蛇头，命令把船头转向中国。
当兵出身的船长蛇头不信邪，挥舞铁棍抵抗，但终于寡不敌众，倒在偷渡者的脚下。眼看大势已去的船长蛇头乞求饶命，但愤怒失去理性的偷渡者，把偷渡失败的痛悔都发泄到船长蛇头身上，就把他从甲板推到海里。
但是，把船长蛇头推到海里，失去船长蛇头的偷渡者反而一时手足无措，今后该怎么办？急切中谁的眉头都皱不出妙计来。冷静一想，如果回到中国，的确像被推到海里的船长蛇头说的那样，那就意味着不仅无利，还要赔本。结果，不知是谁说：“既然来到日本附近的海面，那么就干脆登陆日本吧。听说天皇很快就要访华，说不定还会颁布大赦，给我们偷渡者一个合法的逗留身份。”大家一致赞成。
于是，改变航向，开往日本。
但是，没有移动多远，就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发现拿获。起初，他们说是去美国的途中，主发动机发生故障，为了修复发动机才靠近日本的。可是，过了几天，又要求：“我们不去美国了，想在日本打工，请允许我们上岸。”对于这种无理而天真的请求，日本有关方面置之不理，惊慌失措的偷渡者又编出来新的瞎话：“我们是政治流亡者。”但是，确认日本政府没有把他们作为政治流亡者接受的可能之后，他们又打出来一张王牌——绝食。但是，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有关方面就是不接受他们。
黔驴技穷的偷渡者们被关在寒冷的船舱，140多人只各有一条毛毯，饥寒交迫，加之受的刺激太大，有的人发烧病倒。日本人权维护团体又提出抗议，日本政府也认为不能让这些走投无路的偷渡者闹出点儿事儿来，所以马上破例让他们全体上岸，转移到横滨的仓库，仓库周围严密警戒，就是一只蚂蚁也爬不出来，一只蚊子也飞不出来。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也频繁交涉，决定以福建省公安部门作为履行偷渡者归国程序的窗口。福建省公安部门包租上海“长柏”号货轮，驶向横滨港。办完引渡手续的偷渡者们，一登上“长柏”号就失去自由，每个船舱的入口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严密监视。
根据中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对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偷渡出国并且情节严重者可以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如果适用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那么这140名偷渡者无一不是情节严重者，都应该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是，福建省像这样的偷渡者多得很，如果都把他们投进监狱，那么必须新建“广厦千万间”？结果，对这次偷渡案件的当事人只是每人罚款5000元、征收回国移送费5000元草草了事。在这期间还没有暴露把船长蛇头推到海里淹死之事。
他们从拘留所释放之后，杀害船长之事慢慢在偷渡者中间传开，终于传到长乐县公安局的耳朵。长乐县公安局进行了审慎调查，在1993年2月11日，以杀人嫌疑逮捕了直接杀害船长蛇头的四名潭头人。
面对公安干警的审讯，四名潭头人对杀害船长蛇头之事供认不讳，但是据说他们辩解说：“我们无罪。如果不杀死他，那么我们一船140人最终不死于台风也死于饥饿，我们是逼上梁山。”在这宗案件受理法院的法官中间好像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四个人既然犯杀人之罪，又企图偷渡日本，被日本政府拘留，既丢人格又失国格，所以应该处以极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们是在被逼到绝境的特殊情况下杀死船长蛇头的，所以应当看成正当防卫而无罪释放。
其他偷渡者自然庇护他们四人，说：“这四个人如果不把船长蛇头推到海里，那么我们也不能生还，所以他们没有罪。”
这四人究竟有没有罪，法院将根据法律判决，不同的人也会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做出判断。
只要今后偷渡不能杜绝，那么在太平洋上也不太平；在日本的周边海面，类似的案件也不大可能绝迹。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掩人耳目的日本护照
“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也可以买到自由和尊严。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取决于多少钱。”一个身为作家的偷渡者这样谈论他的信念。但还是看不到明天。
海外华人社会这几年一直被“三黑问题”——黑工、黑户口、黑社会所困扰，地下秘密活动的黑社会尤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乘船企图入境美国的偷渡集团，其方法之粗疏，其行为之蛮横，令世人震惊。但是，更多的偷渡者却采取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专门避人耳目，正如蛇行一样，迂回曲折，藏头露尾，最终潜入目的国。本书在“序”中介绍的那名原军官的偷渡路线不过是一个典型例子罢了。他们离开福建，经由深圳、香港，在泰国中转先飞往欧洲，而后通过巴拿马和伯利兹进入墨西哥，最后突破墨西哥与美国边境入境美国。这是一种最新潮的偷渡方法。
《新闻周刊》（日本版）1993年6月24日号，在题为“频发的新的‘奴隶贸易’”的特辑报道中指出：“从香港、台湾或中国本土，每年有超过10万人的偷渡者入境美国。进行这种偷渡介绍，现在已经成长为具有数十亿美元的实业。以蛇头闻名于世的偷渡承包组织，以每人2～5万美元的‘运费’为条件，千方百计地使偷渡志愿者登陆美国，既有伪造护照乘坐飞机堂而皇之走出机场的，又有从墨西哥徒步偷偷摸摸越过边境的。”
的确如此。1992年5月在奥地利采访时，我遇到一个福建偷渡者，据说他拿着一本伪造的日本护照，乔装成日本观光客人，在维也纳机场正要换乘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被警察识破逮捕。我曾详细地向他了解他的偷渡路线。
那是在奥地利的采访将要结束的某一天。
我在奥地利华人总会正在复印资料，忽然从隔壁《欧华》杂志编辑部传来一个男子的哭声，还夹杂着不断的哀求，受好奇心驱使，我向编辑部望了一眼，这样就遇见这位福建偷渡者。
当时已经是初夏，我们都只穿一件马球衫，但这位偷渡者却穿着又厚又脏的茄克。
“先生，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我非得饿死在维也纳大街上不可。可怜可怜我吧，给我点儿钱，让我买张回国的机票吧！我的福建老家，上有上了岁数的爹妈，下有不懂事儿的儿女，老婆天天都在担心我。求求你们啦，可怜可怜我——不，请借我一张机票的钱，回到福建，我一定还。”
这个男子声泪俱下地缠着编辑部里的人，我有点儿不忍，就把他领出来，走到华人总会深处空着的华侨子弟华语教室，在那里向他了解详细情况。
我递给他一罐果汁，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而后，话就像决堤之水一样滔滔不绝。
“我叫郑茂贵，1962年出生，福建省长乐县人，兄弟姐妹六人，我是最小的。我有两个孩子，女儿九岁，儿子六岁。我上过三年小学，看书写字都不行。”
他因偷渡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曾两次被捕，看来已经习惯警察的审讯，所以不等我问就自报履历。
我没有想到能够直接听取偷渡途中的偷渡者本人的证言，虽然心里对他有股歉意，但还是忍不住兴奋起来。正因为这是难得的证词，所以我求得郑先生的允许，把他的讲话录音并制作到录像带上。
下面的内容就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我托住在泰国的一个叫阿常的蛇头把我偷渡到美国去，阿常也是福建省长乐县人，我们是老乡，他好像也是偷渡到泰国去的，是我一个美国的亲戚把他介绍给我的。阿常还不到30岁，但是已经干了五六年蛇头，据说很有经验。
说是偷渡到美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