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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4287-大突破-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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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老招牌,换上了     
    “红旗”商店的新招牌。该店老工人说:我们砸了这块黑招牌,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在此讲学而得名的,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小学。在南昌,黄庆仁药栈的职工拿起铁锤,砸掉挂了140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了“灭资药店”的新招牌。吉林省通化市各中学出动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旧招牌,改换街道名称。吉林市红卫兵小将的豪言壮语是:“我们要冲击资产阶级的一切阵地,堵塞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孔道。”     
    再看看上海的情况。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公私合营转为国营”(2)

    上海各学校8月上旬出现体罚“牛鬼蛇神”的野蛮现象。许多人戴高帽子游街,最重的高帽子有10公斤,高度则有超过两米的。资本家被游街的数不胜数。被斗争者稍有不从,便遭拳打脚踢。“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一类蛊惑人心的口号流行甚广。     
    红卫兵把静安区、长宁区改名为“延安区”、“战斗区”。南京路、淮海路改名为“五洲大街”、“反修大街”。和平饭店改名为“人民战争饭店”,桃源新村改名为“燎原新村”。     
    公私合营的工厂商店,被造反派们说一声“公私岂能合营?”就一律取消合营,成为国营。甚至连商店的“商”字也犯了忌讳,通令去掉。     
    西餐店里的高级面包,饮食店里的全家福、八宝饭、虾仁面,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橱窗里陈列的进口货统统藏了起来,连指甲油之类的化妆品也消失了。古玩店、咖啡馆、弹子房,都被勒令停业,服装店接到命令不准缝制“奇装异服”,理发店不准理“大包头”,皮鞋店不准出售尖头皮鞋……     
    “破四旧”很快发展成为抄家。由于在抄家过程中搜查到一些收发报机、枪支弹药、国民党旗等物品,抄家遂蔓延全市,持续一个多月。整个上海没有一个里弄、一个村庄是空白点。凡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清”运动重点对象,乃至被视为流氓阿飞者,都被抄了家,而且无需任何人批准。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有15万余户被抄家,占当时全市总户数的6。5%。其中,“地富反坏右”约占5。7万户,大小资本家约占5。2万户,其余则为一些知识分子、少数干部和民主人士等。抄走的私人财物有黄金数十万两,首饰珠宝上百万件,现金、存款、公债数以亿计,书刊字画以百万计。且不说法律受到严重摧残,由于缺乏必要手续,抄家物资账目不清,保管不善,使后来的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极其困难,更有不少人混水摸鱼,偷盗财物,大发横财。     
    进入9月,上海形势愈发混乱,武斗成风,特别是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打得更狠,至少1万人受到严重摧残,死者不计其数。     
    怪不得各地资本家们忙不迭地在自己原有的店铺或工厂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剥削罪行,死活要求将公私合营改为国营,自愿放弃定息,请求红卫兵宽恕。许多资本家还在自己家门口或附近街道贴出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以求减轻处罚。     
    至此,作为私营经济余音的定息,画上了句号。但是,思想方面的清算和斗争,还将在“文革”中大幅深入地展开。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五七指示》解读(1)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①     
    《五七指示》发表30年了。实践的检验,使我们有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的真正含义。30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下面介绍一位中国党史学者王禄林的研究成果。他的《〈五七指示〉初探》收入多种文集,这里引用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回首“文革”》一书刊载的文本。     
    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新世界的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     
    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五七指示》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文革”期间,“把各行各业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为时髦。《五七指示》确实成了治军、治党、治国的纲领,它为我们描绘了毛泽东头脑中理想社会模式的大致轮廓: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军人要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农民、学生都是这样。《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全面发展的小社会。正像当时报刊解释《五七指示》培养目标时所说的一句顺口溜:“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即使在工、农、学、兵内部,分工也日益向深层次发展。消灭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它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全面倒退。“文革”期间,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学农的结果,是专业荒废,拉大了我国同世界的距离。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干了大量违反科学的蠢事。像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无穷。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从农村推向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大学校”同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消灭商业犹豫不决。他一会儿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商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他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自《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他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1975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道出了他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度不能容忍的原因。他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①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五七指示》解读(2)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在“大学校”里,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就达到了每个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的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总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发生了误解。马克思讲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毛泽东忽视这个前提,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其次,毛泽东把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供给制的经验,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是走入了误区。再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越急于消灭商品、货币、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教训非常沉痛。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提不出这样的方案来。可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平均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用自然经济来理解产品经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这是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     
    王禄林认为,自三大改造完成不久,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对他的构想作出系统的表述,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当然,在这种“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下,私营经济是毫无立锥之地的。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割资本主义尾巴(1)

    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     
    先说“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     
    这两个口号在“文革”中可谓铺天盖地。直至2002年12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载的旅游文章《发现东江边“桃花源”》还说:“沿着河源市(位于粤东北山区)东源县境内的东江行走,转过一座山,眼前豁然开朗,发现了一座古屋。古屋墙上,‘斗私批修’的口号仍然随处可见。”既称“桃花源”,自然人迹罕至,而     
    “斗私批修”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覆盖如此充分,可见影响之广之深。     
    “兴无灭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     
    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     
    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不过,到现在为止,口号的首创者还三箴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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