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4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园男叛觥Ｔ缭�30年代，郁达夫就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 而她结婚后，作品显著减少，关于爱的哲学的论调少了些，却比以前有更多的现实感和较为厚实的社会内容，主要有散文《南归》、《分》、《姑姑》等。
冰心80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这一时期的创作，从《空巢》到《桥》到《万般皆上品》到《落价》到《远来的和尚》，都深刻而尖锐地切入到实际问题中。她也写了大量回忆录与散文。晚年的冰心文字炉火纯青，不饰雕琢，自然天成。像《绿的歌》、《霞》、《我的家在哪里？》等文，熟透而至美，读之爱不释手。
曹文轩曾说：“冰心老人的去世，在一段时间内，会在文学和教育界留下空白感，一方面这是由于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冰心先生始终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
第六部分风华绝代啸文坛———钱钟书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
———《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公元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钱钟书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博古通今，他也曾讲过：“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且他还具有滔滔不绝的口才，非凡的机智与睿智，淡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有位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来自各个国家，不远万里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惟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风趣若是。
他那震烁中外的文学巨著《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围城》是钱钟书创作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围城》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众生相。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讽刺小说的成功之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并且语言别具特色，有着传统话本讲故事的延续，也有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与钱钟书博学而善于旁征博引有关，机智俏皮的小聪明也处处可见，随手拈来。语言的过度讽喻却表达了人情的弱点和人生的苍凉无情，在这里，方鸿渐，或者说钱钟书，是相当悲观的。
钱钟书能把这样一批“新式儒林”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并把当时社会那样复杂的现实人生浓缩在一部《围城》当中，实在是中国文坛、乃至世界的一大奇迹。正如柯灵在《促膝闲话钟书君》中所言：“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第六部分民族之魂———鲁迅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还需要时间。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鲁迅，恐怕已经无须介绍。每一个中国人如果希望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性，都绕不过鲁迅这样一个巨人。鲁迅更为现代文坛留下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既疯狂又格外清醒的“狂人”；国民弱点象征的“精神胜利法”体现者阿Q；带着滴血的灵魂走向地狱的祥林嫂；还有闰土、华老栓……他不但写出人物的“血肉来”，而且表现了“灵魂的深”，这种实写人物，虚写寓意的方法，既富有强烈的真实感，又赋予更深广的社会批判意义，显示出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鲁迅（公元1881年—1936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他原姓周，名豫才，1898年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早年学医，后深切感到，在中国，头等的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呐喊》收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名篇，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彷徨》收入《祝福》、《伤逝》等11篇小说，比较集中地描写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故事新编》是30年代创作的一组杂文化的小说，采用古今杂糅的浪漫主义手法，把历史题材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使正面人物显示中国人民的战斗传统，反面人物漫画化、滑稽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五四”时期的杂感和论文，形象生动、尖锐泼辣，形成独特的“鲁迅风”；1925年以后，杂文成了鲁迅的创作重心，内容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最能显示鲁迅复杂的心态的是他的散文，《野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诗集，每一篇都在剖露作者的灵魂，显示他的愤激、感伤、企望和追求；《朝花夕拾》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集，其风格深挚平易而清新舒展。
《阿Q正传》是鲁迅作品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初版。《阿Q正传》流传极广，版本甚多，国外许多国家都有译本，前苏联、日本、法国还曾将其改编为剧本正式演出。在意大利的《蓬比亚尼作品及人物文学辞典》里，甚至可以查到《阿Q正传》和“阿Q”的辞条，可见影响之深远。《阿Q正传》以阿Q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画出了“沉默的国民魂灵”和“中国的人生”。 阿Q是一个赤贫者，靠出卖劳力为生，身受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但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反抗的意识，没有开辟新生活的欲念，成了一个安于奴隶地位的苟活者。这一切与儒道两家所鼓吹的道德如出一辙，儒道两家提倡的人生哲学在这里获得了具体实在的显现。
更可怕的是阿Q的性格主体———精神胜利法。阿Q不仅甘于处于受尽欺凌的卑贱地位，而且还要以一种想像中的优胜来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寻找解脱，以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妄精神的超然，来取得心理上的自慰和精神的胜利，这本质上是一切受压迫者在未觉悟和未有能力反抗前的不得已的一种心理选择和消极适应、消极保护的思想行为方式。然而，这是更深刻的“沉默的魂灵”，是完全丧失了做人资格和地位的被扭曲了的灵魂的表征，是人被异化的变态反映。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长期在封建专制土壤上、在封闭的文化模式中、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一种性格上的痼疾。
“沉默的国民魂灵”和“中国的人生”还表现在阿Q的保守、盲目、排斥异端、讳疾忌医等性格缺陷上。阿Q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以狭隘的个人经验生活和传统的标准为尺度，凡是背离了这两条原则标准的，皆是离经判道。这些性格缺陷，从根本上讲是与动态的发展意识背道而驰，是静态的停滞与沉默的表征。这种意识正是整个传统文化局限的反映，与整个国民心态中的心理价值结构互为因果。
产生阿Q精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阿Q式的人格在中国民族性国民性中的确有着相当的比重，当这个事实被揭示出来之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另外，鲁迅以严格的理性精神审视国民性格，以批判的眼光无情解剖自己的民族，为中国人建立健康的批判理性开辟了道路，把中国人从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性中解放出来。中国人不仅需要根治阿Q式的精神痼疾，更需要的是建构“批判———创造”相结合的理性结构，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的问世，一方面深深触及了国民的弱点，使一些人惶惶然，觉得阿Q就像自己一样；另一方面它又激发了人们反思自己，反思整个民族性格的历史发展、审视民族的现在并且展望民族性格未来走向的激情。
阿Q作为艺术形象将永远流传青史，《阿Q正传》也将因其艺术成就而载入不朽的时间史册；随着社会的发展，阿Q的精神应当而且必然会被埋葬。
鲁迅作品最具价值的在于其改造“民族灵魂”和中国社会的思想。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题材———农民（包括市镇平民）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拓者。他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劳动人民的小说家；他全身心关注的不是这些下层民众所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精神上所受的毒害，所表现的不是他们物质生活的困苦，而是精神的痛苦与病态，从而尖锐而深刻地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比如大家熟悉的作品《药》，华家经济上的拮据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一下，正面展开的是他们一家及茶客们精神的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