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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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元年秋，在玉真公主的荐引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供奉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1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1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结下了千古传颂的深厚友谊。两人同游梁、宋，在那里又遇高适，怀古登临，纵酒射猎。之后，他在齐州请北海高天师授道蓚，再次举行入道仪式。这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悲慨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入世，希望建立功业的心情并没有消退。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后来永王谋篡独立，触怒了肃宗，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他在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的乐府有种种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很颓废的，很悲观的醉歌，如《将进酒》、《襄阳歌》；有些是很美的艳歌，如《长相思》；有些是飘逸奇特的游仙诗，如《怀仙歌》；有些是沉痛的议论诗，如《战城南》；有些是民歌，如《长干行》；有些却又是个人的离愁别恨，如《客中行》、《静夜思》、《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乐府起于民间，而文人受了六朝浮华问体的馀毒，往往不敢充分运用民间的语言与风趣。而李白认清了文学的趋势，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接近自然。
李白的绝句随口而发，颇多神来之笔，风格壮美，大气磅礴，雄奇浪漫，而且充满自然明快的优美情韵。他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反映到他的绝句里，就形成了清新飘逸的情思韵味。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一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纷繁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天马行空式的奇妙想象，写得如此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他又有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赤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具有一气流贯的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如：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总之，李白是那个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李白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超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强硬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合为冥一的飘逸情韵，吸引着无数士人。由于他以才力写诗，凭气质写歌，他的诗风事实上是无法学习的。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有着不可替代的不朽的地位。
第三部分漂泊一生，忧民一世———杜甫
史家只载一时事迹，诗家直显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浦起龙《读杜心解》
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
———元稹
浣花溪边，风景秀丽，林塘优美，细麦轻花，一派田园风光。这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俗称“杜甫草堂”。“背郭堂成阴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品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就是杜甫结束了4年的颠簸生活后，对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作的描述。草堂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
杜甫，字子美，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官僚家庭，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明将名儒，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而且官拜膳部员外郎。其父亲杜闲为衮州司马、奉天县令，母亲是当时著名学者崔融的女儿。在如此显赫的家庭里，杜甫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也曾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从小就下苦功读书，7岁学诗，15岁扬名。在35岁以前，他过着读书与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进仕作准备。20岁时他就结束书斋生活，开始他的漫游生活。他先后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天宝三年他与李白在洛阳相识，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随后在宋地他们又遇到高适，三位高才谈诗论文，携手同游，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的《望岳》和《画鹰》表现出诗人的乐观自信和青春朝气。
天宝五年，杜甫志豪气壮地来到长安，准备一展平生抱负，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冷酷严峻的现实。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因此杜甫在原本象征读书人出路的科举之途上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后来几经周折他才得一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所谓右卫率福州曹参军。在此期间，杜甫作诗百余首，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各种社会矛盾，展示了危机四伏、盛世将逝的国家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奠定了杜甫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安史叛乱，时局剧变。杜甫携家逃难，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逃亡时期是杜甫生活经历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感受最丰富、最深刻的时期。随后，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则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让差役将自己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炽热灼人的情感互为表里、和谐统一。他特别注重铺陈手法的运用。这首杰作正是铺陈到底，全无比兴，但是由于诗人善于将自己的褒贬与爱憎、震惊与感叹、怨愤与怜悯、悲痛与无奈，全都溶入“有吏夜捉人”这一事件中，老翁翻墙、府吏发怒、老妇哭诉等等情节的具体描写，而未加任何主观议论，因而全诗显得形象逼真，情节感人，恰如一幕精品话剧，各个人物的举止声情真切可闻、历历在目。
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6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这卓绝千古的“三吏”“三别”中，杜甫以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以“诗史”特有的“实录”的笔墨，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百姓在经历叛军的催残后，又经受着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人民不满官府的凶残，却又忍受着痛苦承担起杀敌卫国的责任。漂泊西南时，杜甫仍然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悲欢，根据自己的见闻与感受，以炽热的情怀继续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而以“安史之乱”为轴心展示出更广阔、更完整的历史面貌，完成了以“诗史”补充和修正史传的千秋重任。
杜甫是盛唐后期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直面残酷的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了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面貌，同时在诗歌艺术方面，他转益多师，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兼有各家之所长，为后世诗歌树立起了不朽的典范，因而杜甫被尊为“诗圣”。
第三部分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
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
———苏辙
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夫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元稹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五、六岁便能为诗，九岁谙识音韵；十五、六……苦节读书，二十未已，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时……以至口舌生疮，手肘成胝”。16岁时，他来到了长安，怀诗文一篇去拜谒当时的名士顾况，受到迎门礼遇。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28岁在宣城参加乡试之后，他步入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仕进上曾一帆风顺。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35岁复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次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士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在此期间，白居易关注国事得失，关心百姓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特别在三年左拾遗任上，他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而且“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写有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大量讽喻诗。
元和九年，白居易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虽然后来又被召回长安，但他很快请放外任，以官为隐。
白居易的名篇丽句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