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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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告别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间，开始了“不以躬耕为耻”的幽居生活。隐居生活使陶渊明的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他每日弹琴读书以消忧，著文赋诗以明志，时常与乡里邻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这样的生活使陶渊明对山水田园、风土民情有了真切的体会，他吟诵出一首首清新隽秀的山水田园诗，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和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田园诗约30首左右，数量虽少，却是中国田园诗的奠基石。诗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结合起来，描绘了优美清新的田野风光和朴实单纯的人际关系。一般人认为枯燥平淡的耕读生活，在他的笔下显得充实美好、摇曳多姿。《桃花源诗》（并序）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品。梁启超曾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鼻祖，那首诗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绝好韵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桃花源诗》描写的是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渊明探索人类美好未来的结晶。诗序《桃花源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超过了正文《桃花源诗》，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作为一个生逢乱世、怀才不遇的文人，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欢乐，都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咏怀诗里。他的田园诗让人们看到一个平淡冲和的隐士风采，他的咏怀诗则让人看到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陶渊明少时即有热情奔放的性格和“胸中吐万丈长虹”的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样的诗句里跳跃着一个风华正茂的书生的身影。尽管经历了仕而归、归而仕的痛苦，晚年的陶渊明仍然无法熄灭心中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之火，他写下了30多首“火气”十足的诗篇，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组诗（十三首）等，诗人俯仰宇宙，上下古今，表现出豪气凌云的气魄。朱熹称：“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陶渊明还在哲理诗上作了大胆的尝试。魏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垄断诗坛，但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陶渊明的哲理诗却以浓郁的情趣与深刻的哲理而大放异彩。陶诗的哲理往往从现实中领悟出来，好像在与读者促膝谈心，沁人心脾，警策动人。
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在魏晋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流传至今的《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绝唱。陶渊明继承了汉代辞赋结构恢弘、气势磅礴与魏晋辞赋短小精悍、纤丽严密的优点，走上清新自然、朴素平淡的道路。《归去来兮辞》开篇从决计归田叙起，接着写启程舟行，抵家见闻，扶策涉园，农事西畴，结以永不复仕之旨。环环相扣，剪裁取舍，恰到好处。宋代散文大师欧阳修称魏晋无文章，只此一篇。陶渊明的散文无论叙事抒情，都以意尽而后快，行文如行云流水，造语精到之至，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千古不衰的《桃花源记》以外，寄托作者个人理想的抒情散文《五柳先生传》也是人们至今吟诵不绝的篇章。
魏晋两代的文学以华丽的骈文著称，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文在当时并不被视为佳品。直到南朝萧统搜集陶渊明的诗歌、辞赋、散文，为之编集作序，陶渊明的诗名才渐渐兴起。至唐宋时名声大震，推崇他的文人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才华。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与苏辙诗》）爱国诗人陆游也曾夜读陶诗，乐以忘食。朱熹更是视陶渊明为古今第一流高士。可以说，陶渊明的诗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唯其如此，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以至直到今天。
陶渊明的作品，在国外也有广泛的流传。朝鲜文学家许筠、朴厚享深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写了许多与陶诗风格颇近的诗文（《中朝文学的传统友谊》，载《文艺报》）。公元８世纪左右，陶渊明的作品流传到日本，日本著名诗集《万叶集》里有些作品就深受陶诗的影响。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说：“长期以来，陶渊明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各个时期的艺术家都极为推崇陶渊明清高、贞洁的人格，十分爱好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接受过陶渊明的熏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陶渊明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诗人，他的作品在日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部分笔记小说之先驱———刘义庆
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读其寓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主持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它主要记载两汉魏晋时代一些人物的轶闻琐事。这种“琐言”体小说，创始于西汉刘向，而盛行于魏晋，西晋郭颁撰《魏晋世语》、东晋袁宏撰《名士传》、裴启撰《语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这些书皆已散佚。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集其大成者，且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非常珍贵。
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本人才学不高，但是喜欢“招聚文学之士”，因此，《世说新语》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门客们集体撰写的。原书8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标注本作10卷，今传本皆为3卷，系经宋人晏殊等删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是历代学子文人案头必备之书。
今本《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主要是记汉末、魏晋以来300年间士大夫们的言谈轶事，重点记东晋这100年间的人事。《世说新语》主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对汉末至东晋年间士大夫们言谈轶事的纪实性描写，记录汉魏两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历程，反映玄学思潮的勃兴。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察知汉末至魏晋这300年间社会政治、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人情演变的实际情况。
《世说新语》全面记录了士人个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及其种种表现。这个觉醒过程肇始于东汉末年的名士。当时的名士是在儒学正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士人。他们本是对汉朝忠心耿耿，只因对朝廷不满，敢于议论朝政，结果受到宦官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迫害虽促使他们与大一统政权疏离，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他们在士人中的声望，他们成了众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气风发，指斥朝廷，品评人物，成了舆论的中心。
魏晋时代士人的心态受社会政治状况和玄学思想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末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魏晋社会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战乱频繁，人命如草芥，人们开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于是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二、魏晋两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更甚于东汉末年。魏晋两朝的君主本来得国不正，篡弑夺位本身与传统观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们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当名士们也效法统治者纵情任性、旷达放羁，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时，他们又借名教的名义把士人杀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由东汉末年的清议转为清谈，又由清谈转为谈玄。他们不再谈政治，而是谈“易”，谈“志”，谈“庄”（即所谓“三玄”），其核心内容即是顺应自然。理性已经崩塌，名教成了虚伪，人性便显露出来。于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标。玄学即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理论升华。
东汉末年到东晋这300年间，国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是中国社会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时期，痛苦需要解脱，于是道教产生了，佛教也于此时传入中国。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儒学的统治地位也结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种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为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乐广谈玄的事例，乐广用辩“至”的名的方法，来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学还涉及到有无、本末、体用、才性、言意，以至养生、声无哀乐等诸多命题，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发生剧烈矛盾冲突的产物。“玄”学思潮的出现，乃是汉末以来士人心态转向自我的产物，是对于个性觉醒和由这觉醒而引发的种种问题的理论阐释。”（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各方面：因为宇宙的无穷，而感叹人生短暂、无常是一种表现；因人生短暂，而纵欲、而及时行乐也是一种表现；旷达、轻脱也是一种表现。魏晋人士对自我人性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在《世说新语》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诸般展露，从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欲，如“假谲”、“汰侈”、“谗险”、“俭啬”等等。它告诉人们人性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人的个性和感情世界丰富无比。在《世说新语》里，人们还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人体美：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们不仅发现了自身的美，同时也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魏晋时代又是人的审美意识大发展和文学自觉意识形成的时代。
《世说新语》因为展开对人的个性的全面描写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志人”这一文言小说流派，还以玄远隽永的叙事语言、生动传神的白描手法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长篇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世说新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宝库。
第二部分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刘勰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刘勰“六观说”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可见《文心》一书不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学宝库里也堪称瑰宝，熠熠生辉。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后，历经宋、齐、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
刘勰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20岁出头就到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贫寒，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佛儒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佛儒盛行并且合炉共冶倾向很普遍的时代，这种社会风气和现象对刘勰的人生观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终生不婚娶也与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勰家道没落，他还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当时，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刘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经》、《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加上在寺中研读佛经，使他“博通经论”，还“长于佛理”。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专著，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刘勰文学批评专著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30岁后，他动笔撰写《文心雕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