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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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慢热……（7）
竞争对于董嘉耀是第一课，好在他的广东人的本质在香港并没有多大的障碍。他的外形除了与广东细佬形象相异外，他的做事方式还是可以让他们很快承认他的。董加耀很快就见识了这里记者的专业化与程式化作业方式。在内地，一个记者一天发一条新闻，最多两条新闻就了不起了，但他惊异的是，这里的记者一天至少要跑四五条新闻。同事闾丘露薇一天超纪录地可以发到八条新闻。探究底细，专业化成为闾丘露薇可以创下纪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内地记者发稿编稿几乎一脚踢，而她则是在现场采访时，几乎就把当时的串词与稿子写好
，现场录完音后，交给专业剪辑师就走了。这也是她一天可以做到七八条新闻的原因。在凤凰卫视，虽然一个人会被当做三个人用，但专业分工又很细，香港人的专业水准让他十分佩服。他可能没有你综合技术全面，但他在某个方面，就是专家。他们讲求标准与行规。潘红星做《时事直通车》主编时，感叹港人对内地来的工作人员开始时有一个接纳过程。港人对内地人相当挑剔，专业方面几乎从来都看不上。但对于董的接受却是最快的。他的身份与相同的语言，包括董的专业化都是良好的沟通方式。而这些都是董性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北广时的主持人班里，与那些自认为是未来各界的精英们打交道，董总是可以较好地协调好各种关系，连年高票当选班长一职。梁冬同学曾经“非议”他：“上大学时，我就坚信，嘉耀未来最适合做的就是电视台的办公室主任。”这或许是他能成功地与几位年龄、阅历都与他相差甚远的评论员合作，做好《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基础。
《时事直通车》作为凤凰卫视早期的新闻实验室，几乎对今后的时事新闻的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实验与打磨，包括主播的方式、立场以及新闻处理标准。早期，他们处理新闻方式的内地化曾遭到观众批评，甚至认为他们是“中央第九台”。老板因此坚决要求节目以及相关时事类节目要“脱大陆化”，不能用内地的新闻标准处理新闻。港味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早期强调这些作业标准，确保了凤凰台与国内电视台的距离与陌生感。陌生感被“院长”定义在了许多细节上。“院长”下令不准大陆来的工作人员配音，《时事直通车》的配音全部由台湾与香港人包办。他甚至要求“就是要这种怪怪的味道”。从外在形式上把这种大陆带来的东西进行隔断。
外在的东西可以用形式来隔断，但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却不仅仅是声音可以隔断的。尤其是关于敏感的两岸间的新闻处理手法。甚至一些习惯上的东西也难以迅速从港籍人员身上得到体现。港人背景很难理解许多事件的处理在大陆会引起的不同反应，无法把握基本界限。香港的记者对大陆及两岸间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一些台湾新闻的处理，港籍记者不是偏向右就是转到极左，很难准确找到既有新闻性又能体现客观立场的角度。
董嘉耀的内地经验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他也有一个与港人融合的过程。梁冬同学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种融合的过程。“在凤凰这样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公司里工作，需要有意识地互相学习。很显然，凤凰主要针对的是大陆市场，内地人对政治的敏感度是香港人不能深刻理解的，而大陆的幽默感通常与香港人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香港导演却不如此认为。反之，香港人已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和体系，我也不能完全习惯。他们按节目的流程表去确定机房，有时开会决定后自己又想做一些改动，可对于按部就班的他们来说，太多的变动等于太多的麻烦。于是，我们也一直不断地沟通和互相学习，本着创新、有趣的低成本的大原则。”
潘红星就把这一块全部交给董嘉耀来编辑处理。他处理新闻的手段相当成熟，很快就把握住了基调。如在把握平衡方面，他会在处理一条台湾立法院的某个新闻后，把国台办的表态完整地表达出来，双方讲的都是当天的事实，但达到平衡与完整。
第五章：慢热……（8）
这些起初的历练，使董对新闻的理解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找到了方法。
国庆50周年阅兵，董嘉耀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四米高处俯拍四个小时
◎ 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
1999年8月17日，凤凰卫视首个跨世纪的重大传媒行为“千禧之旅”在香港启程祭天。董嘉耀在现场忙碌。老板刘长乐走了过来，问他：“嘉耀，摄像机会用吗？”
董嘉耀觉得有点奇怪。隐约地，他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他对老板说：“会用，我是电视系的。”
50周年国庆前夕，凤凰卫视争取到直播国庆游行典礼几个海外名额。这对于正在起步的凤凰显得至关重要。如同在国内的地位，中央电视台拥有了至少60个名额。老板刘长乐正在考虑这能否使凤凰再次得到展示的机会。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董嘉耀。
老板告诉他：“有个位置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是整个游行典礼的重要制高点，戒备森严，到时你就扛一台摄像机上去，把卫星天线与机器调试好，按到自动拍照，然后你就自己对着镜头开始解说，现场直播，你敢不敢？”
董嘉耀点头应战。“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么重要的直播，就我一人去做，台里胆子也太大了吧？”
1999年是董嘉耀的幸运年。这一年的8月间，他得到了两个重要机会。8月末，他正式介入新开的《时事开讲》栏目，虽然并没有确立他作为主持人的惟一地位，但这个节目注定了他今后的“重要前程”。这个8月对他来说，具有多重意味。似乎无意中，他得到了这个对他来说意味深长的任务。
9月30日，他随凤凰卫视整个转播组飞赴北京进行准备。当晚，直播小组通宵开会，在最后时刻，老板又通过关系，在制高点上又争取到了两个名额，决定李平与潘力跟他三个人，上人民大会堂楼顶。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吴小莉与窦文涛在观礼台上解说。当晚，为了那个位置，老板刘长乐与“院长”王纪言在午夜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踩点，最后定位在天安门右侧的观礼台上。
那次直播，董嘉耀印象深刻。他觉得如果历史不会忽略这一页的话，那么他就在时间的某一处参与了历史。董与记者们经历了严格的检查。他们清早4点即去中央电视台会合，通过四重严厉的审查后，记者们不准离开现场。到达人民大会堂时，他们又接受了一次检查。等到了顶层，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的记者已占好了机位。这两家传媒在这里都有固定的位子，现场的脚架就直接绑在那里，根本就不用再去调整。
他们的位子在围墙里面，董嘉耀拖了一个木脚架，离地三米，但现场调试的结果是还不够高。他试着站到大会堂顶的琉璃瓦上，但被现场的士兵制止了。董嘉耀急了，他跑到楼下的国宴大厅里，摸了一把椅子上来，垫在下面，差不多有将近四米高。他站在上面，可以俯看整个长安街。董嘉耀引起了现场士兵的注意。一个士兵，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一边的中央电视台的人说，凤凰的人疯了。
他传回去的画面是那天独一无二的：俯看长安街上车队整体的运行过程。他甚至拍到了一些坦克很早就在牵引车的牵引下到达现场的早期镜头，以及坦克车队在过完天安门城楼就加速，烟雾四起，绝尘而去的画面，而这成为凤凰卫视的独家画面。
董嘉耀在人民大会堂楼顶的四米高处，坚持站了四个多小时。到最后，他干脆站在镜头更为开阔的地方，在大会堂楼顶的琉璃瓦边上做现场解说。10月1日下午1点结束的时候，他几乎都累瘫了。但参与历史的兴奋感使他忘记了更多的疲劳。他与吴小莉等人在广场会合，凤凰卫视的明星们与众多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们一样，兴奋地在东风洲际导弹车前合影。当时现场戒严，五个人穿着统一的凤凰服装，沿着长安街走了很远的路去找载他们的车。一路上，这几个油头粉面连妆也来不及卸的人，成了路人关注的一道风景。
第五章：慢热……（9）
董嘉耀事后几天才有些后怕，他是当时站得最高的人。如果稍不慎，掉下去，本身就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事件。这件事给来到凤凰卫视仅一年的董嘉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凤凰好大的胆子。它会给予每个人一个舞台，并且会把你逼到前台，直到把你“逼上梁山”。就看你够不够胆子。
董嘉耀其时主持《时事开讲》已一个月有余。舞台有了，如何唱戏则看你的个人造化。
他似乎从这个节目中，看到了自己的新机会。
第六章：模型……（1）
发球者：董嘉耀的主持定位决定了这个节目的形态
◎ 这个没有一位助手，没有一分钱投入的午夜节目，却创造了惊人的高收视率
董嘉耀坦承在做《时事开讲》这个节目时，他的起点决定了自己在这个节目中的位置与主持方式。他认为自己定位一开始就是倾听者。这是一个对话节目，主持人的其中一个角色
是换位为观众的身份，在倾听中思考与发问。面对时事政治、国际方面的分析与讲解，并不是他的特长。他需要倾听，并从中得到提高自己的机会。
这使他与曹景行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师生。他的提问包含了面对新的问题时的好奇。只有好奇心才容易引起嘉宾的兴奋与听者的关注。董因此而把自己放在一个倾听者的位置上。
主持这个节目很快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发球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量，你的着力点要与对方的接受点相合。他发现对于事件的理解力往往会使自己偏离方向。这种偏离使他对这个节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起初的认为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小节目，渐渐地发现，自己主持这个节目存在许多问题。技巧与学识，包括对同类问题的理解力，往往会决定嘉宾谈话的走向，即使嘉宾担负着射门的动作，但他仍然发现，自己作用关键。
这个节目难度超越想象。它起码包含了这样一些要素。一是要快讲，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要在当晚的20分钟时间里，讲出个子丑寅卯。再就是要讲透，让关心此条新闻来龙去脉的观众感到值得一看。但这两点的矛盾却是显然的。他们不可能在20分钟时间里，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更多的时候与大家是共同的受众。有时一件事的发生，他们甚至是正在接受信息的观众。这时候他们能讲述的只是多年积累下的对于这件事背景的讲述与可能的判断。但这样的信息，似乎更能吸引观众，因为在没有更好的解读出台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惟一的。董嘉耀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节目更好看，吸引人，他试图用尽可能多的电视化手段与技巧去丰富言论。董的努力与评论员们形成了恰当的互补。
不断发生在每天《时事开讲》中的一些现实的因素，快速改变着他们对这个节目的定位与传布信息的方式。他们察觉到，有时候信息可能会比观点更重要。这使节目在一个月后，很快具有了本质上的特性。向观众传递多元化的深层观点，主要讲述对某一新闻事实的意见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
但董嘉耀仍然坚信“最新的评论和各方意见也是新闻信息”。董其后在对后来的嘉宾谈到《时事开讲》的论述方式时，把这作为重点。
当然，曹先生和嘉宾对媒体的评论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自身的价值取向。这种磨合过程强化了他的角色意识，“我作为串场，只能提供新闻背景事实和外界的反应，但不能发表意见和评论。我的意见和取向，甚至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隐含在我的发问与对于此事件的最后结论。最重要的是，我恪守这样一个原则，新闻和评论必须分开。我提供的是新闻，但绝对不是评论。”
这个认知彻底改变了他对节目形态的整体操控。
他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学习”。在回顾自己的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