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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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总斌）
荀悦
荀悦
见《汉纪》。Xunzi荀子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废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以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以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见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倞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倞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吴荣曾）
《荀子》
《荀子》
见荀子。
目录
西安事变
西厂
西城所
西汉边郡
西汉郡国
西普政区
西凉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西南夷
西宁
西秦
西山会议派
西商
西套蒙古
西魏
西夏
西夏崇宗李乾顺
西夏货币
西夏景宗李元昊
西夏仁宗李仁孝
西夏文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毅宗李谅祚
西燕
西域都护
《西域图志》
《西域行程记》
西域长史
《西园闻见录》
西藏
西藏八王
西州
西周
奚
熹平石经
徙富民
黠戛斯
夏
夏
夏言
夏原吉
先秦兵制
先秦朝聘
先秦的禄
先秦会盟
先秦力役
先秦刑法
先秦学校
先秦租税
祆教
鲜卑
《咸淳临安志》
县制
乡兵
乡兵
乡村建设派
乡勇
厢兵
厢坊制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湘军
襄樊之战
向达
项羽
相邦
萧韩家奴
萧何
萧一山
萧仲恭
小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谢安
谢玄
《辛丑条约》
辛弃疾
辛酉政变
《新华日报》
新华社
新疆
新疆各族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新军
《新民丛报》
《新青年》
新生活运动
新四军
《新唐书》
《新五代史》
新乐府运动
信苴日
兴庆府
兴中会
《星槎胜览》
刑徒
行都指挥使司
行台
行台
行中书省
形势户
姓氏
《姓氏录》
匈奴
熊廷弼
熊希龄
墟市
徐达
徐光启
徐弘祖
徐鸿儒起义
徐阶
徐敬业
徐日升
徐润
徐世昌
徐寿
徐寿辉
徐松
徐锡麟
《徐霞客游记》
徐中舒
许衡
《续文献通考》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宣抚使
宣政院
宣宗南迁
玄学
玄奘
薛福成
薛延陀
《学衡》
勋贵庄田
巡边
巡抚
荀彧
荀悦
《荀子》
押租制
押租制
清代前期开始通行的，地主在出租土地时向农民索取地租抵押金的租佃制度。明代已有押租现象，但并未成为民间通行的租佃制。清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江苏、安徽、湖南、广东诸省相继出现押祖记载。到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直隶（今河北）、盛京（今辽宁）、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都有实行押租的记录。到清末民初，押租发展到全国二十个省区。同时，押租在各种租佃形式中，所占佃户比重逐年增大。
押租制的发生、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对货币要求的增加、定额租的发展、地权集中、人口密度增长等都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抗租斗争激烈，租佃间封建宗法关系松解，地主继续依靠超经济强制实现地租遇到严重困难，因而需要经济关系作保证，以便有效地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租佃关系的一个特点。
押租制基本内容是：①凡以田出租，必先取押租银两，但其银无息。②正租谷照常征收，但有押少租重、押重租轻的情况。③起佃之日，押租钱照数退还佃户；但地主往往以佃户欠租为理由，侵吞押租银两。④地主不退押租钱文，不能随便换佃；但湖南地区有“大写”、“小写”之别，“大写”与各地做法相同，“小写”时押租较少，一般退佃时也不退押租钱文。
押租数目，依时间、地点、土质肥瘠、人口密度与土地集中程度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在一般情况下，正租越少。押租越重，反之，押租则轻。土地肥腴、人口密度大而土地又相对集中的地方押租较多，反之，押租较少。以后，随条件变化，加押变成增加地租剥削的一种手段。押租额往往超过正租额，少的超过一二倍，高的五六倍乃至七八倍，个别的甚至超过数十倍。佃户交纳押租后，可以少纳正租，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主对交纳押租的佃户减轻地租剥削；把押租金额的利息和所交纳正租谷计算在一起，地主仍然从这部分农民手里夺走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少地或无地农民若想得到一份土地耕种，则必须借债以交纳押租钱。押租制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陷入高利贷的深渊。
由于各地习惯用语不同，加以各地使用货币又有钱银之别，所以押租的名目繁多，往往在一个省内，也有数种不同称谓。汇总起来有：押租钱、押租银、押佃钱、押佃银、顶手钱、顶手银、顶首银、顶耕钱、顶耕银、顶租钱、顶种钱、顶种银、顶批钱、顶批银、顶佃钱、顶佃银、顶价、佃礼钱、佃礼银、佃规银、佃价钱、佃价、佃头银、佃手钱、批头钱、批头银、批礼银、寄庄钱、寄庄银、进庄钱、进庄银、进庄礼银、上庄银、揽种钱、揽佃银、保佃银、保租银、稳租银、压佃银、田根银、起埂银、贌银、价银、粪质银（粪尾银）、随脚银、基脚费、脱肩银、典佃银、扯手钱、挂脚钱、写田礼银、承佃银、坠耕钱等。
（江泰新）
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
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的走私贸易和强迫中国承认的鸦片进口贸易。
鸦片是罂粟果实浆汁制品，名称有“阿片”、“阿芙蓉”、“合浦融”等等，都是阿拉伯文Afû；n的音译。中国亦称其为“烟土”。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和鸦片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又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数量和运销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每箱约合中国一担）。雍正七年（1729）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不仅构成一个多世纪英中贸易或英中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契机。这种贸易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多次颁布禁烟诏谕，但东印度公司或将鸦片在印度售给英印散商，由港脚船只运入广州销售；或经过设在港口外的趸船中转后再运入中国内地。同时，鸦片商人还向中国缉私官吏行贿。通过这些方法，鸦片的走私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发展极快。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四年间（1795～1799），鸦片进口量为四千一百二十四箱，到道光十五至十九年间（1835～1839），已猛增至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五箱。在1816年以后的十九年中，中国人消耗于鸦片毒物上的总值多达一亿八千八百余万元。
鸦片贸易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很大的。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鸦片在英国对华出口总额中的相对地位也在迅速上涨。1820年，占百分之十至二十；20年代中期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1829年，迅速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取消以后，鸦片输入中国更多。
1839年停泊在广东伶仃洋的英国鸦片趸船
英美商人最初到广州交易，以货易货范围有限，从中国输出的丝绸和茶叶，主要是用运进的现金银采购，后来销售鸦片所获得的大量现金便可用于支付丝绸、茶叶等货价款。进口鸦片数量猛烈增涨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销售鸦片所得现金超过备办回程货物如茶叶、丝绸之类的需要，而中国则从现金入超转化为现金出超。1826年以后，出超多的年份竟达一千余万两，少的年份也有二三百万两。由于白银外流数量激增，银钱比价出现银价不断上涨和钱价不断下跌的趋势。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价上涨一半以上。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使几百万中国人民感染恶劣的嗜好，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毒害，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遭受重大的破坏和损失，尤其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销售产品和购买物料或缴纳赋税上受到银贵钱贱的双重打击。
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除少数在鸦片走私贩运中获利者外，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阶级都反对鸦片进口。因此，1839年（道光十九年）2月，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严厉执行禁烟谕旨。林则徐除了驱逐著名外国烟贩出境、勒令在粤外商缴出所贩鸦片并将它们全部销毁外，还规定以后外商到中国贸易必须出具永不夹带鸦片输入内地甘结。但是英商拒不接受这项规定，最后英国政府还以遏制贸易、危害英国臣民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1842年强迫中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打开中国门户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英国侵略者在和约谈判中一再企图用威胁利诱方法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这种活动失败以后，就听任私商鸦片走私继续进行，并且加以庇护，借此来迫使中国就范。
战后的鸦片贸易，以香港为走私基地，长江以南沿海各个口岸都可作为走私据点；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给走私非法活动以法律保护。因此其规模更大，活动也更猖獗。1855年（咸丰五年），鸦片走私进口量达到六万五千余箱。这表明殖民主义者在用事实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输入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