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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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既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见《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上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十七史商榷》目录
《廿二史劄记校证》封面
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他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
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明清之际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清朝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笼络知识分子，大量地编书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为其统治服务。不少学者钻进考据圈子里去。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但当时史学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论理，考史之功虽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代表，而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中唐以来，有关史学的议论不断出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万斯同等评论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议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与《文史通义》。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抬高本朝官修史书，鼓吹“归正斥邪”。意图在于以官史压私史，以官方评论左右舆论，诱导学者好古而不问今，以加强其思想文化专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既反对“务考索”，又反对“腾空言”，并讥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史贵于“义”，史文“质以传真”，志为史体等看法，推崇独断与家学，强调“史德”，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树。
近代史学史 中国近代史学史，包括鸦片战争至1949年之间，又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近代前期面对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民族危机，近代学者及史学家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等思想武器，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国史，兴起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寻求反抗侵略、变法图强的办法。有些学者深感民族危机，注意研究边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这时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唐才常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但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和革命，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这时的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旧史学已日益受到冲击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活跃起来。
旧史学指编撰史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仍属陈旧格调，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学。如仍然编纂清朝实录，甚至入民国后在编修《清史稿》时，借歌颂“大清”，诋毁革命。这种史学，在“五四”以后未完全绝迹。
新史学主要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文，指出封建的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铺叙而不能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批判旧史学的封建性与保守性；同时提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书应当“为国民而作”。章太炎对旧学有很深的造诣，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并拟出了通史体例。他在《致梁启超书》中提到写通史的主旨，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惜未能完成新编中国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节体和浅显的文字撰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是中国第一部新式的历史教科书。其史观主要是历史进化论，以及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20世纪初的方兴未艾的新史学，虽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旧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进步性和优越性。近代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两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包括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两种史观的斗争，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逐步走向科学化。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伴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利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学论著《史学要论》。在其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与人生观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写成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介绍进来，如何炳松讲授和翻译了鲁宾逊的《新史学》。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史学，讲授并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中国政治史和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学风失于浅尝多变，晚年关于史学的议论，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击的封建史学“四弊”的倾向。胡适把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用于历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装饰”。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其实质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论战才告休止。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很多进步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运用唯物史观，对种种唯心史观如“民主史观”及“意志哲学”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他们写出了一些历史科学专著，也注意到历史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史学工作和中国历史的言论。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与方法，强调对待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自20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经过整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学方面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②自发现甲骨文以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历史以从来所未知晓的崭新面貌出现；③汉晋竹木简的发现，为当时边疆的开发、军事的设施、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④敦煌宝藏的发现——几万卷写本和大量壁画、雕塑等，为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多采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明清档案的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学中意义重大、成绩卓著的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精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