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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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铸钱数占十行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各省只是强迫民间毁坏铜器缴给官府充作铸钱原料。

　　洪武以后，永乐九年（1411）铸永乐钱，宣德九年（1434）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1503）后铸治钱。当时朝廷滥发宝钞（见钞）以搜刮民财，并不重视铸钱，铸钱数量不多且多积储不用。官钱不行，导致私铸私贩猖獗。市用新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私铸。伪钱滥恶不堪。京师流行的一种伪钱，字迹莫辨，触手可碎；有的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每三百文仅值银一钱，致使物价腾涌。嘉靖六年（1527）大规模铸嘉靖钱，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补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并铸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以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均铸有本朝年号钱。时铜价上涨，钱中混入大量铅沙。天启、崇祯新钱，含铜只二三成，质脆薄，落地即碎，民间拒绝使用。

　　（从翰香）

　　清代制钱　清入关前已开始铸造制钱，名“天命通宝”。顺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正式设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造“顺治通宝”钱。同年颁布钱式命令各省、镇开局鼓铸。此后，京省各钱局铸额卯数、钱文重量、用料规定时有改变，铸局设置的地点和数量也有变更。但终清之世一直是代有鼓铸。

　　清代制钱基本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钱文正面铸有“某朝通宝”字样（咸丰以后因铸当十、当百大钱，有改铸“某朝重宝”、“某朝元宝”）。制钱背面一般铸有钱局简称，文字为汉字或满汉文并用。雍正以后，以背面铸两个满文字为通例。

　　清代钱币左上为努尔哈尔称帝时所铸“天命钱”（满文）

　　制钱成分一般以铜六铅四的比例配铸。但配铸比率往往受原料短缺或价格波动等影响而有变动。“顺治通宝”规定七成红铜三成白铅，康熙朝按铜六铅四配铸，雍正朝改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1740）以后又加入百分之二左右的锡，铸成青钱。其重量也常有变动。雍正十一年（1733）以前，清廷把控制制钱重量作为稳定银一钱千的官定比价的主要调节手段，每枚制钱的重量规定在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为铸钱的标准重量。嘉庆（1796～1820）以后，尤其是咸丰（1851～1861）开铸大钱后，钱制混乱，制钱的重量也不断减轻。

　　制钱以文为单位，法定一千文为一串，合银一两。但在实际流通中，银钱比价波动频繁。在清代不完整的银钱平行制度下，制钱名义上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但实际上其职能受到各种限制。一般大额、远途交易往往用银，小额、近程交易用钱。乾隆以前币制相对稳定时，制钱基本上具备作为货币应有的价值尺度、流通、储藏、支付手段的职能。嘉庆朝以后，随着币制的紊乱，钱文减重，用料粗劣，制钱的名义值与实际值差距扩大，逐渐丧失了金属足值货币的性质；其储藏手段职能也随之减弱。鸦片战争以后，制钱制度日益崩溃，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制钱遂最终被逐出流通领域，不复行使。

　　（谢杭生）　
　


　　　　
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问题丛生。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同时，即创建了这个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创建以后，原拟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兼领。但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则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在他的建议下，改由枢密副使韩绛同领。为使变法付诸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议论各项问题，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又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兴利除弊，变而通之。于是，在这个机构积极努力下，于熙宁二年七月之后连续发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法，对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展开，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变法激起了反变法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条例司聚集了一些儇薄无行、只知言利的年轻官员，变乱祖宗旧章，误民害国。其中三朝元老韩琦，在熙宁三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这些反对意见，反映了条例司在变法初始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变法派在朝廷上逐步占了上风后，条例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于熙宁三年五月废去，其权归于中书。在王安石直接领导下，中书五房和司农寺成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新法通过司农寺名义予以发布。

　　参考书目

　　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車一夫：《王安石新法の研究》，日本風间盡房，1970。

　　（漆侠）　
　


　　　　
制置使
　　　　制置使

　　北宋边疆地区临时性的军事统帅。如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时，潘美曾任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元丰五年（1082），宋夏战争期间，陕西各路原已设有经略安抚使，作为常设的军事长官。此时，宋政府拟由泾原路进攻西夏，任命宦官李宪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授以节制陕西各路军队之权。后因宋政府的计划改变，制置使亦随而撤销。后又任命李宪为熙河、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不久又罢。崇宁四年（1105），为夺取河湟地区，曾任命宦官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北宋末，曾以种师道为京畿、河北制置使，作为抗金的军事统帅。南宋初，常设制置使为方面军统帅，以抗金或镇压叛乱。辖区内的安抚使及地方官吏并受节制，后改为只节制军事，其他归地方政府。建炎四年（1130）定位在招讨使之下，后又规定安抚使不再带制置使，制置使只作统兵文武官员的官衔，也不常置。只有四川安抚使仍带制置使，职权略同于宣抚使，但不管财政。官高者或称制置大使。此外，还设沿江制置使、制置副使、沿海制置使。

　　（陈振）　
　


　　　　
质库
　　　　质库

　　中国古代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亦称质舍、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即后来典当的前身。在南朝时僧寺经营的质库已见于文献记载。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质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同时还从事信用放款。明代质库的经营者多为徽商，他们遍及许多城市，“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明嘉靖间，礼部尚书董某“富冠三吴”，除田产外，“有质舍百余处，名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送入质库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钱货外，有时甚至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普通劳动人民则多以生活用品作抵押。质库放款时期限很短，利息甚高，往往任意压低质物的价格，借款如到期不能偿还，则没收质物，因此经常导致许多人家破产。

　　（关履权　王棣）　
　


　　　　
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三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分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以极其残酷的破坏，企图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但在八路军和华北人民顽强斗争下，治安强化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齐福霖）　
　


　　　　
秩品
　　　　秩品

　　从先秦至清末官僚制度中各级官吏政治地位及俸禄的标志。秩，意为次、序，又通职、禄；品，亦有等级差次的含义。汉以前官无品，等级由“秩”而定。曹魏设九品之制，秩与品并行。后虽逐渐废止秩而专用官品，但习惯上仍将品、秩并称，以表示官僚的等级高下。

　　夏、商官吏等级，史阙无载。西周之制，据《周礼》等文献资料，官自一命至九命，命数多者为高，如天子之三公八命，下士一命。是否确切如此，有待地下发现证实。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官僚制度的发展，“秩”始与官吏等级相连。当时“秩”或指官吏的禄，如《荀子·彊国》：“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注：“皆谓廪食也。”或指职，如《左传》文公六年：“委之常秩。”后专指官吏等级，以计俸禄。如官僚制度相对完备的秦，官吏的秩就有中二千石、比二千石、四百石、二百石等。“石”，是谷物的计量单位。秩二千石，并非食禄二千石，而是借用“石”字来标明等级。

　　汉制，仍以“石”之数目多少确定官吏等级。汉官吏秩等为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百石，百石之下，再加县斗食佐史之秩，共十八等。官吏的“秩”，既决定禄之多少，也标明等级身分的尊卑。官秩有别，则所佩印绶及礼遇迥异。但官秩高低却不完全表示政治权力的大小。以刺史为例，官秩仅六百石，较郡守（二千石）、县令（高则千石）为低，却“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权力极大。又如尚书令，秩千石，在东汉出纳王命，操持朝权，权力较形同虚设的三公（秩万石）为大。

　　曹魏设官品九品之制，一品为高，九品为低。“品”与“秩”并行，官吏皆品、秩兼备。西晋至南朝，沿用此制。如晋三品将军，秩中二千石；光禄大夫，品第三，秩中二千石。又如梁武帝定官品，“于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但品似比秩更为重要，西晋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经济权益，皆以品之高低为准。

　　北魏官无秩，仅有品。孝文帝改制，九品中每品分上、中、下，共九品二十七级。太和二十三年（499），始将九品中每品分为正从，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凡十八级；自正四品以下，每一级中又分上、下两阶，共计九品三十级。史称“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天监七年（508），南朝梁武帝亦创十八班之制，以班多者为贵，均士流居官；十八班之外有流外七班，为寒微士人居官；又有三品蕴位、三品勋位，以安排冗散之人。隋唐以后，九品分为正从，不入九品者为流外之官成为定制，历代因循，至清亡而废止。

　　九品之制制定以后，在九品中逐渐出现划分等级尊卑的界限。而晋命五品以上官的子弟入国子学（见国子监），五品以下子弟只能入太学，以别贵贱。北魏定族姓，最低的官品界限是第五。北齐礼仪之制，三、五、九品礼数有所不同。隋唐职官三品以上为贵，五品以上为“通贵”，故有“九品以上官卑”、“五品以上官贵”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