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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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辏в纸ㄐ路岷晕骷猎撕铀俊＝鬯韭眍Ｗ铀韭碣稣蚬懔辏私赋鼍┛冢ǘ∶び诮裾蚪希沟ね剿劳ê教跫玫礁纳疲宕拗谓显撕颖倍未蛳铝嘶 �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李孝聪）
隋唐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迴洛仓（迴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隋唐运河及漕运图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