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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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地处偏远的国家所面临的环境衰败和人口过多等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也成为我们美国的问题。我们总是美化全球化，想象富裕先进的第一世界居民将好东西（如互联网和可口可乐）带给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居民。实际上，全球化仅仅意味着世界交流更为频繁，任何事情的影响都可能是双向的，全球化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第一世界将好东西带给第三世界。
关于第一世界将垃圾输送到发展中国家，我已在上文提到过每年有100万吨的电器废品从几个工业国运往中国。还有一些垃圾在无意间也进行了全球运输。如东南太平洋的迪西岛和奥埃诺岛（参见地图4），它们位于地球最偏远的一隅，距离最近的无人岛汉德森岛尚有100英里。这两个小岛由环礁构成，不适合人居住，没有淡水资源，因此鲜有游艇光顾。然而，根据调查显示，小岛上几乎每一码的海岸线上就能发现一件垃圾。这些垃圾必然从海上的轮船，或是几千英里外的亚洲和美洲等环太平洋国家漂流而来。最常见的垃圾是塑料袋、浮标、玻璃瓶和塑料瓶（以日本三得利威士忌的瓶子为多）、绳索、鞋子和灯泡等。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如足球、玩具士兵、飞机模型、自行车脚踏板和螺丝刀等。
从第一世界国家传输到发展中国家的坏东西中还有更可怕的。世界上血液内有毒化学物质和杀虫剂含量最高的居民是格陵兰东部和西伯利亚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这两个地区离生产或大量使用化学制品的地区非常遥远，本地因纽特人的血汞浓度却很高，几乎达到急性汞中毒的程度；因纽特人的母乳里所含有的多氯联苯浓度之高，可归入“危险废弃物”的行列，从而造成婴儿听力受损、脑部发育异常和免疫功能障碍，耳朵及呼吸道的感染率很高。
为什么远离欧美工业国的因纽特人身上有毒化学物质的含量会比欧美城市居民还要多？这是因为因纽特人的主食是鲸鱼、海豹和海鸟，而这些动物又以鱼虾和软体动物为食。化学物质随着食物链层层集中、转移。我们第一世界国家的居民偶尔也吃海产品，所以也吸收了一些有毒化学物质，但吃的量不多。（这并不代表我们停止吃海产品就会相安无事，现今无论你吃什么，都无法避免摄入化学物质。）
第一世界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害的影响还包括滥伐森林（日本大量进口木材如今已成为第一世界热带雨林被滥伐破坏的主因）和过度捕捞（不仅日本和韩国渔船过渡捕捞，那些得到欧盟大力补助的各国渔船也在众海域四处捕捞。）反之，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有意或无意，也将有害的东西带给我们，比如艾滋病、SARS、霍乱和西尼罗热等疾病跟随飞机航班带进来。大量无休止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移民通过轮船、货车、火车、飞机或步行拥入第一世界国家；还有恐怖分子等其他第三世界问题等。现在的美国已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部分人所希望的“孤立的美国堡垒”，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紧密相连。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进口国： 我们进口许多必需品（特别是石油和某些稀有金属）和消费品（如汽车和电子产品），吸收的投资资金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还是世界最主要的出口国，特别是食品和一些制造品。美国社会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和世界其他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过去与现在（2）
这就是为何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动荡会使美国大受影响，我们的贸易路线、海外市场和供货商可能因此发生变化。因此，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很深。30年前，如果你问一个政客，一些国家由于地处偏远、贫穷和羸弱等因素，所以与美国的利益风马牛不相及，这份名单定然以阿富汗和索马里开头。然而，物换星移，美国再也不能小觑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地位，甚至在那两个国家部署兵力。今日，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崩溃，不可能再像复活节岛或马雅王国那样孤零零地消亡，而不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事实上，大家紧密相连，唇亡则齿寒。股市投资人应该很熟悉这种情况： 美国股市不稳或是“9·11”以后美国经济下滑，对海外股市和经济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反之亦然。因此，我们美国（或只是美国的有钱人）不可再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
荷兰就是一个社会减少利益冲突的极好例子，其国民可能是全世界环境意识最强、对环保组织活动最为热心的人类。不久前我到荷兰参观访问，才知道个中缘由。我和三个荷兰朋友开车行驶在乡间，我问他们荷兰人为何如此重视环境，他们的回答让我难以忘怀：
“你只要打量一下四周，就会发现目及之处所有的农田均低于海平面。实际上荷兰五分之一的国土都在海平面以下，最低可达22英尺。这里原本是浅水湾，我们在此地修筑海堤，围截海水，然后将区内积水排干生成新地。荷兰人有句谚语：‘上帝创造地球，荷兰人创造荷兰。’我们把这些向海洋争夺来的土地称为圩田。我们大约在1000年前就开始围海造田，现在还必须时不时将渗进来的海水排干。风车以前就是用来排干圩田里的水，直到后来才改用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抽水机。每一块圩田都有一排排的抽水机，一直延伸到海里。它们不断把水排到河流或海洋中。我们还有一句俗话：‘你得跟你的敌人友好相处，因为他可能就是操作你圩田下一个抽水机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圩田里，并非有钱人就能住在海堤高处，而穷人只能住在圩田低地。如果海堤崩塌、抽水机损坏，那么所有人都会遭殃。1953年2月1日，强烈的暴风雨和滔天大浪袭击泽兰省，将近2000个荷兰人被淹死，其中有贫有富。我们发誓不让这种惨剧再次发生，于是斥巨资修筑可防御万年一遇洪水的保护系统。如果全球变暖，导致南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便会上升，这对荷兰的冲击将大于其他国家。这就是我们荷兰人为何如此重视环境问题的原因。我们已经从历史中学到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圩田，彼此相依为命。”
荷兰社会相互依存的特性举世公认，这与美国有钱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只希望构建一块自己的虚拟圩田，用金钱换取私人服务，反对政府为了公共服务而增加税收。他们优雅的生活包括居住在有围墙的社区（参见图36）；聘请私人保安，而不是依靠警察；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小班上课，而不是去拥挤的、经费不足的公立学校；花钱购买私人医疗保险；饮用瓶装水，而不是自来水；宁可行驶收费的道路，也不愿走堵塞的免费公路（如南加利福尼亚）。这种私人化使得美国精英阶级误以为他们不会受到社会问题的影响，而持有相同态度的格陵兰维京酋长最终发现特权只是让自己比别人晚饿死一点而已。
纵观人类历史，大多数人都和其他人互有关联，好比住在同一片圩田。复活节岛民分为12个氏族，各自为政，与其他岛屿不相往来，但是所有的氏族还是共享拉诺拉拉库采石场、普纳包普卡奥采石场和几个黑曜石产区。复活节岛社会解体之后，所有的氏族也随之分崩离析，然而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复活节岛民的命运，也没有人受到影响。东南波利尼西亚社会是由三个互相依存的岛屿组成，芒阿雷瓦社会消亡以后，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的岛民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人受到牵连。古代马雅社会主要位于尤卡坦半岛一带。古典时期的马雅城市在南尤卡坦衰败之后，难民们可能逃往北尤卡坦，但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佛罗里达。相形之下，今日世界已密不可分，发生在任何地区的事件都会影响到美国。当遥远的索马里面临覆亡之时，美国派军队进行维和；前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后，无数的难民逃往欧洲各地和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和亚洲由于社会、聚落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致使新兴疾病扩散，并进一步蔓延到整个世界。现今，整个世界是一个独立、孤绝的单元，好比蒂科皮亚岛或是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因此，我们需要像蒂科皮亚岛民或日本人那样认识到自己无法向其他岛屿/星球请求援助，也不能将我们的问题出口给地球以外的地方；我们必须学会合理利用资源。
希望的理由
我承认古代和现代世界之间的确存在极大的差异，我将在文中提到下列差异： 今日世界拥有更为庞大的人口数和更具毁灭性的科学技术；当今各国之间紧密相连，一旦发生崩溃，将蔓延全球，而非只是局限在部分地区（看起来好像是一幅悲观黯淡的景象）。过去，复活节岛民没能解决地区性的小问题，那么现代世界又如何希望能够转危为安，解决这些全球性的大问题呢？
那些因上述想法而心怀沮丧的人经常问我：“贾雷德，你对世界未来是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承认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下定决心去解决它们，或是行动失败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就会在几十年里下降，或许变得更为糟糕。这也就是为何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决定把大部分的工作精力用于说服人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环境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会成为痼疾。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行动，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这也就是为何我和妻子在17年前生孩子，因为我们看得到希望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虽然面临极大的危机，而最严重的危机可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就像每一亿年便可能有一颗小行星撞上地球。然而，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是掌控者，可以选择不让问题继续恶化下去，并着手解决问题。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不需要新科技来解决问题，虽然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个“只是”非同小可，但很多社会在过去已经施展了这类政治魄力。我们现代社会已有坚定的意向去解决部分问题。
第二个理由是环保思想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及，虽然这种思想由来已久，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加速了环保思想的传播。环境保护运动的支持队伍日益壮大，各种高效的环保组织犹如星星之火。这不单单发生在美国和欧洲，连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然而，在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的同时，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这就像我在本书前面章节所提到的，目前的处境犹如一场激烈的赛马比赛，结果未卜；我们看中的那匹马不一定会输，但也不能确保一定会赢。
如果我们想要成功，不要失败的话，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很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对此我将在补充阅读章节举例讨论。就社会整体而言，本书所探讨的那些过去人类社会可提供许多教训。我认为下面两种选择是关系到成败的重点： 有没有长期计划、是否愿意反省核心价值。同时它们也是关乎个人成败的关键。
其中一个选择在于是否有胆识从长计议，着眼于长期发展，当问题初露端倪又尚未酿成危机时，就率先做出大胆勇敢的决定。这种决策和短期、应急式的对策完全相反，我们选举出的政客在制定决策时通常采用的是后者。就像我那位与政客们交游广阔的朋友所形容的“90天焦点”，即只把目光放在以后90天内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这些比比皆是的短期对策坏例子相反的是有胆有识的长期决策。过去社会、当代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政府都制定过这类决策。当过去的人类社会面临森林消失的危机时，复活节岛和芒阿雷瓦岛的酋长只看到眼前利益，然而德川幕府、印加皇帝、新几内亚高地居民，以及16世纪德国的君主却能着眼于长期发展，植树造林。同样地，中国的领导人近几十年来也在推广造林运动，并在1998年下令禁止砍伐原生林。今天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为了推动长期、健全的环保政策而努力。在商业界，美国那些长期发展稳定的企业（如宝洁公司）会很早就能预见问题并及时将其解决，而不是等到危机发生后再被迫检视公司的政策。另外，我还在上文提到过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处，用以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发生的情况。
有些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