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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达尔文与进化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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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伯特·韦(AlbertWay),达尔文和表弟威廉·达尔文·福克斯的一个甲壳虫捕捉爱好者朋友,绘制了这幅达尔文“捕捉甲壳虫”的草图。

    苦读和狂欢并不是达尔文生活的全部。他对博物学的兴趣有了新的焦点——甲虫。与同在基督学院读书的表弟威廉·达尔文·福克斯(WilliamDarwinFox)一起,达尔文痴迷地捕捉甲虫,两人称这是“甲虫行动”。达尔文竭尽全力获取新的品种。为了从河船底部搜集水生甲虫,他专门雇用了一名当地工人。当得知此人收受贿赂,把最好的品种转交给收集竞争者时,达尔文怒不可遏,立即将其解雇。

    在一次捕获甲虫的远游中,达尔文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急忙一只手抓住一只。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三只。为了不让其中任何一只逃走,情急之下,达尔文将右手的甲虫塞到嘴中,以便能够捉到新的品种。未曾想,嘴中的甲虫喷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苦涩液体。达尔文大惊失色,赶紧把它吐了出来。手忙脚乱中,竟然把第三只甲虫也给丢掉了。还有一次出游时,达尔文捕获了一只甲虫,想不到它竟然是一个新品种。这只甲虫给他带来了好运,一份科学杂志盛赞达尔文首次捕获这类著名昆虫。多年以后,举世闻名的达尔文仍然认为,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成就,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在剑桥时,达尔文结识了两位富有影响的科学家:植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StevensHenslow)和地质学家亚当·塞治威克(AdamSedgwiCk)。亨斯洛传授给达尔文许多关于植物和昆虫的知识。两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在乡间散步,以致达尔文被别人称为“陪亨斯洛散步的人”。达尔文后来说,亨斯洛的友谊给予他全部事业最重大的影响。塞治威克通过传授野外考古知识,大大开拓了达尔文的学术视野。这位老人从岩石中阅读地球历史的能力给达尔文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聆听塞治威克的讲授,达尔文忽然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科学。他认识到,一名科学家,不应该只是记录事实,更应当寻求隐藏其后的规律模式。在与塞治威克一起的一次野外考察中,达尔文写道,“尽管我阅读过各种各样的科学专著,但什么也没有像他一样使我透彻的认识到,科学应当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整理,从中得出结论或者归纳出普遍的规律。”

    植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他和达尔文共同享受的乡间散步,帮助达尔文奠定了一生科学事业的基础。

    1831年1月,毕业考试如期举行。在此之前,长达数周的苦读和不安使达尔文痛苦不堪。成绩公布时,他出人意料地在178名学生中名列第十。学位到手,达尔文喜出望外,和塞治威克去威尔士进行了一次地质考察之后,回到芒特宅与父亲和姐妹们共同度过了这个惬意迷人的夏天。

    二十二岁的达尔文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身高将近六英尺。饱满高高的额头下,一双深邃的棕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浅棕色的头发短而细,但一脸又长又浓密的络腮胡子极有魁力。一切仿佛都顺理成章,这个友善随和的年轻人,即将享受乡村牧师平静安逸的生活。然而,1831年8月29日,一封来信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

    





    补充材料:物种灭绝

    一株植物枯萎,一只动物死亡,有时并不仅仅意味着单个生命有机体的消失,也许凑巧是整个此类物种的灭绝。1987年6月6日,最后一只黑海雀死去后,这种南美洲特有的雀科鸣鸟就此灭绝——在地球上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物种不复存在的想法由于与神学相悖,致使许多人难以接受。但早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博物学家们开始一致同意,在地球历史上,物种灭绝曾经多次出现。灭绝的走兽,特别是那些一度在地球上四处游荡的恐龙和其它庞大的野兽。它们遗留的化石使人们张口结舌、目瞪口呆。达尔文在南美洲发掘出几个“灭绝怪物”的化石。他在《物种起源》写道:“我想恐怕再也也没有人比我对物种灭绝更加惊奇了。”

    目前,科学家认为,物种灭绝一直是生命进程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大卫·劳普DavidM。Raup估计。以往存活物种的百分之九十九现在已经灭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劳普和同事杰克·塞普科普斯基(JackSepkoski)详细深入地研究化石记录后,公布了对物种灭绝“背景”比率的研究结果,即有机体在地球生命史中灭绝的正常比例。化石记录表明,物种至少经历了五次大消亡或者大灭绝。从地质学角度来看,在极短的时间内。灭绝的比例急剧地上升。根据劳普的研究,规模最大的物种灭绝发生在大约2。25…2。45亿年似前,消亡的物种竟占存活物种的百分之九十六之多。所有物种的四分之三,包括最后一代恐龙,在0。65亿年前的大灭绝中消失。

    对于这些大灭绝、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有些科学家认为,起因是当大陆板块从热带向极地漂移时,全球气候发生的变化。还有一些科学家宣称。大规模的小行星群或者彗星群与地球相撞,产生世界范围的尘云,遮住了阳光。致使气温下降,导致了物种大灭绝。地质学家和古鸟类学家仍然在为这些和其它一些理论找证据。

    物种灭绝和物种进化关系密切。达尔文发现,关于物种和生命形式更替阶段之间的关系,灭绝物种的化石是绝妙的解释。达尔文还意识到,新物种的产生与现存物种的消亡密切相关。在《物种起源》中他写道:“新物种的出现和旧物种的消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物种灭绝以及它在物种形式(新物种的形成)中的作用,进化论生物学家不断提供全新的思想。富有影响的思想之一来自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奈尔斯·埃尔德雷德(NilesEldredge)。他们的断续性平衡理论认为,物种进化过程中,每隔一段较长时期的稳定,就会有短期的急剧变化;其时某些物种灭绝,某些新物种出现。也就是说,在大约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一定数量的物种灭绝后,剧变就会发生,物种灭绝为新物种提供足够的进化空间。

    地球正处于另一次物种大消亡中,小行星绝不是此次灭绝的原因。目前的大灭绝是非常完善的物种——智人(现代人的学名)活动的结果。由于生境破坏破坏、环境污染、现代工业的恶果、迅速的人口增长,致使每天都有几十种动植物灭绝。也许在随之而来的几百万年内,物种大灭绝为新物种的发展提供了余地。但是,正如达尔文所言,一个物种消逝后将决不再现”。今天的植物、昆虫等动物一旦灭绝,将永远不会再次出现。





    第三章  贝格尔号之旅

    这封决定达尔文命运的信来自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信中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乘船环海旅行。英国军舰贝格尔号被派往南美洲进行一次环海考察,然后取道太平洋、印度洋返回英国。贝格尔号的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二十六岁,物色陪他三年航海生涯的旅伴。对于博物学来说,这是研究地球各个角落求之不得的机会。亨斯洛推荐了达尔文。他会感兴趣吗?

    结论不容置疑。早在剑桥时,达尔文就拜读了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1769-1859)的著作。洪堡是举世公认的著名科学家、旅行家。他对南美洲热带雨林和火山带的描述,激发了达尔文无边的想象力。他非常渴望亲眼目睹这些遥远地方的奇迹。拆读亨斯洛的来信,达尔文兴奋难抑。但是第二天,他的日记中出现了这么几个字:“旅行被拒绝了。”这个简短的句子背后蕴藏着难以抚慰的深深失望。

    驶近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贝格尔号。对于这里冷漠荒凉的景象,达尔文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毫无生起、令人沮丧的景象。”

    1831年8月31日的一封信。达尔文告诉父亲,舅舅约赛亚·韦奇伍德二世同意自己随贝格尔号环球航行。于是罗伯特医生答应了达尔文的请求,从此改变了整个科学发展史的进程。

    罗伯特医生拒绝了儿子充满希望的请求。达尔文承认,这次航海计划面临许多阻碍。首先,花费昂贵,必须自己购买一些科学设备和食物。其次,旅行毫不舒适,危机四伏,许多旅行家死于海难和热带疾病。事实上,贝格尔号不过是一艘双桅小横帆船。这种船极易遇难,被称为“浮动的棺材”。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获得了这一机会,但都被他们以各式各样看似完美的理由拒绝了。最后,医生担心多年的旅行和冒险,会使儿子不再安心于牧师平静的生活。达尔文一向尊重父亲的决定,事事渴望获得他的赞同。只好怀着满腹的失望,给亨斯洛写信推辞了这个机会。在信末,他写道:“如果不是因为父亲,我愿为它冒任何危险。”

    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余地。罗伯特医生曾说过:“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位常识丰富的人赞同你去,我将同意你出海。”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二世总是非常明智,认为乘船环球旅行对达尔文大有好处,既能开阔他的眼界,又能开拓他的科学视野,这使达尔文十分高兴。罗伯特医生得知韦奇伍德的赞同意见后,也立即慷慨同意了儿子的请求。对此,达尔文心中总是满怀无以描述的感激。他深知,剑桥的学习已花掉了父亲一大笔钱,这一次的花费要比上次多得多。他开玩笑说,在船上他必须“特别聪明”,以便花掉这一大笔钱。父亲笑着回答说:“他们早就告诉我,你特别聪明。”

    贝格尔号定于十月份扬帆出海。由于太多的准备工作,达尔文一下子陷入了紧张与忙乱之中,然后赶赴伦敦与菲茨罗伊会面。几天后,在船长的带领下,达尔文参观了这艘以后几年内将是他栖居之家的航船。贝格尔号着实让达尔文吃了一惊。船长仅90英尺,载运74人。他住的地方占据了一个小船舱的一角,只能睡在一张吊床上。虽然贝格尔号干干净净,装备精良,但如此漫长的旅程由这么小的一艘船来完成,达尔文不由得十分担忧。不过在给姐妹们的信中,他热情赞扬菲茨罗伊是一位“理想”的船长。两个人情投意合,实为万幸,因为就是菲茨罗伊决定达尔文能否随船考察。

    贝格尔号草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菲茨罗伊和达尔文坐在船长室桌旁。

    人们有时称达尔文是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这其实并不十分准确。达尔文根本没有取得任何官方资格。实际上,他随贝格尔号出海更多地表明,在十九世纪早期,科学不过是富有绅士打发业余时间的活动而已。尽管在此之前,大部分海军考察任务包含一些博物学考察,但航海时海军很少雇佣博物学家收集生物和地质标本。相反,军方鼓励官员们发展对博物学的兴趣,以便他们在执行常规任务的同时,进行一些科研工作。这个责任一般落在随船医生的身上。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McCormick)医生,贝格尔号的外科医师,是船上真正的官方博物学家,但海军也允许博物学家以个人身份自费随船出海。

    海军礼仪规定,严禁船长与下级军官和船员有任何社会交往。对于贝格尔号来说,菲茨罗伊特别渴望找一位私人旅伴。更重要的是,作为国王查理二世的后裔,菲茨罗伊总是以自己的身份为傲,认为船上没有一个人属于他的社会阶层。首先,他需要一位具有相同背景、教养的绅士与他为伴,从而不至于在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独自一人进餐。菲茨罗伊期望达尔文和他一起在船长室吃饭,陪他在孤独寂寞时聊天,同时收集一些博物学标本为整个环球航行再添荣光。对于这些任务,达尔文信心百倍。碰巧,短短几个月后,由于达尔文拥有比他更多的闲暇和资料来搜集研究物种,麦考密克大为恼火,愤然离开了贝格尔号。这样,达尔文成为贝格尔号唯一的博物学家,获得了军官们和船员们许多善意的帮助。

    傲气十足、喜怒无常的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是他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陪伴达尔文环球航行。

    离开英国前,达尔文匆忙地购置衣物。衬衣和袜子占据的空间不大,但对于科研设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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