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权状况 (白皮书)-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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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六月二十五日晚间，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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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 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 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 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一七八九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 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
１５３—１５５页。
与阶级关系这种想象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普遍的和睦与博爱。 这样轻松地抹煞阶级矛盾，这样温柔的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痴心妄想地超越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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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 只是由于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了一些阶级，于是二月二十四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
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厚道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地使这个共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 它以废止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持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是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引以自慰的，是他们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２２—２３页。
这种共产主义（按：指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共产主义）
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 所以消除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
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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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２７５页。
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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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争取和保障人权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人权问题，始终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为争取和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不遗余力地奋斗。中国的人权问题根植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中国人民的人权要求和主张渊源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具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为世界文明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在近代陷入了贫穷落后的状态之中。 特别是１８４０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连续不断的侵略、占领和统治，与封建统治势力的腐败、卖国相结合，更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之中。中国人民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奴役下，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其无权状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争取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便成为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人权要求。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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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一件是民主。 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８９页）
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并举，争独立与争人权并举，而反帝和争独立居于首要地位，这就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人民争取人权斗争的基本特点。从鸦片战争起，经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和民主权利，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没有取得胜利。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但是，政权最终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中国并没有因此获得独立和民主，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在临终遗嘱中指出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４０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并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实现自己人权的历史重任的。 早在１９２２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便鲜明地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消灭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和实行无限制普选制度，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肉刑，承认妇女平等权利等人权要求。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和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指出保障人民享有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等等，是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人民从内外压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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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
；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积极促成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为争取和保障人民权利从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１９２２年，党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 １９２３年，党领导的著名的“二。 七”
大罢工进一步明确地举起了“争自由，争人权”
的旗帜。 与此同时，党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拟定了《劳动立法大纲》，提出了包括保障劳动者集会、结社、罢工权利在内的１９条原则。１９２５年５月，党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进一步提出保障劳动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主张和要求。１９２７年，上海工人在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公布了《上海各界之总要求》和《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政纲草案》，第一次以政策法令的形式规定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以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和建立工农民主政府来争取和保障人民权利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开辟了一系列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颁布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保障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政纲。 在此基础上，１９３４年，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用根本法的形式把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成果固定下来，体现了中国人民保障自己基本人权的根本愿望。《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由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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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特权。“
（董云虎：《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７８４页）
它宣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一切劳苦大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和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维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由人民当家作主保障自己权利的宪法性文献，它对鼓舞根据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起过重要的作用。１９３１年“九。 一八”
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共同抗日”
，作出了巨大努力。１９３５年，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 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起来抗日救国，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册，第３３页）。１９３７年２月，中国共产党通电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抗日”
和“民主”
要求。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２３９页）
，并及时地阐明了“抗日”
与“民主”
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抗日”
和“民主”
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
，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抗日”
和“抗日的民主”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８９—６９０页）。
一方面，抗日是民主必须围绕的总任务；另一方面，民主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同上，第３２６页）
，“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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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抗不下去“
（同上，第６９０页）。
为此，必须保障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战的自由“
（同上，第３２７页）
，必须“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权”
（同上，第７２６页）。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深入持久地进行对敌作战，使根据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战场；另一方面，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府，制定、颁布和实施保障人权的政策、法令，使根据地成为争取人权和保障人权的模范地区。第一，各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都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 如１９４１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