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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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谷物价格的波动会改变这一比率：市场需求大意味着收入高，市场需求小意味着收入低。尽管粮价在荒年会高达每石几千钱，在丰产时又会跌落至每石四五钱，但一般变化幅度是在每石30至80钱之间。180这一变法幅度可能既反映了粮价变化的长期趋势，也反映了粮食市场的季节性价格波动。公元前54年，用于控制粮食价格的常平仓开始在边郡建立，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建立常平仓的意图是想通过由政府在市场价格低的时候购入粮食，在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卖出粮食，从而维持粮价的稳定及维持粮食供给的稳定。181不过，这一措施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在公元68年朝廷讨论恢复常平仓制度时，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普通百姓并没有因之受益（文献三，19）。

　　　　《汉书》与《后汉书》中大量反映了价格波动情况的记载，也证实了常平仓没有什么效果。在丰年，农民会发现农产品的价格跌落了，而在粮食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又会面临饥荒。因此农民通常是输者，总生活在压力之下。自然灾害也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汉代426年间（包括王莽统治时期）总共发生了43次旱灾，68次水灾以及37次由蝗虫或其他害虫引发的饥荒。典型的情况是，每三年就会发生一次自然灾害。象对外战争与地方动乱等人为灾难，也会增加农民的负担。182为了生存，农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可能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汉代农民才会不断改进农业技术，提高耕作的精细程度，杂种多种作物，使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农民如果认识到靠出售自己的基本农产品并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必定会致力于改进农业技术。《四民月令》与《僮约》所描述的其实不仅只是反映了富裕农户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般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他们严重依赖来自养蚕、种植蔬菜、家庭手工业、饲养禽畜、园艺与市场活动的收入。这些活动将在第6章进行论述。

　　　　总之，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尽管政府对农业加以保护，但汉代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而这也导致了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一个农民不能扩大能够赚取货币的生产，他就会陷于不利的地位。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必然会加强地区间的相互联系。结果，在汉朝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精细化与多样化。

农业资源　农作物（1）

　　　　在汉代，人们种植的农作物包括谷物、蔬菜与其他经济作物。五谷是公认的提法，不过关于哪五种作物最为重要目前尚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五谷是黍、稷、菽、麦与稻，而在另一种说法中，麻取代稻成为了五谷之一。183至于这些谷物重要性的排列顺序，当然也是不一致的。上古时期，黍是土生土长的作物，也是中国北方人最主要的食粮。到战国，菽与粟（狗尾草的一个变种）成为基本食粮。汉代食用最普遍的谷物是麦与粟，尽管随着人口南迁，稻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南方的土壤与气候都适宜稻的种植。184

　　　　1956年对一群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在其中一个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有20个陶谷仓模型。这些模型分为4组，每组5个，模型上五谷的标志，分别为黍、禾、豆、麻、麦。每个谷仓模型上还写有“某某谷物万石”的字样，当时这只是象征性的。185洛阳的另一处遗址也出土了大量标有谷物名称的陶谷仓。在出土的67个模型中，有18个标有麦及其亚种，17个标有禾，16个标有豆、麻，4个标有黍，4个标有稻，还有1个是某种酒曲。186阴间生活是现世生活的反映，这些谷物的出现频率告诉我们麦、禾与豆可能是三种当时食用最普遍的谷物，而黍、麻与稻要相对次要一些。洛阳位于北部平原地区，稻原本就不可能是当地日常消费的谷物。

　　　　对字典及农书中谷物名称及其不同品种的考察，同样能证实主要的粮食作物经历了从某些种类向其他种类的演变。《尔雅》是为先秦经典提供注释的词典，其中对禾及其具有不同颜色或其他特征的品种列出了六种，麻有四个品种，黍有三种，稻有两种，燕麦也有两个品种，大豆只有一种。187用于教儿童读写的启蒙课本《急就篇》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其中有句提到了两种稻、两种黍、两种粟、一种麻，接下来的一句则提到了各种麦做的面食与煮豆。188与《急就篇》同时代的《氾胜之书》提到的农作物有禾、黍、冬麦与春麦、大豆与小豆、麻、稗及只能在水源充足地区种植的水稻。189（见文献五，4）

　　　　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农民种植的粮谷类作物有春麦和冬麦、大豆和小豆等。麻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油料作物，与当时新引进的芝麻与紫苏属同类（文献五，4：7。8）。

　　　　而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慎编纂）中所列麦的品种有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麻有4个，黍有3个，芋有2个。190这一清单本身就表明，正如《四民月令》所显示的那样，有很多不同的谷物可供中国北方的农民种植，他们可以在大麦、小麦、燕麦、大豆、小豆、豌豆，以及早粟与晚粟之间进行选择。不过，《四民月令》只提到了一种稻与黍（文献三，1，各处）。

　　　　看来很清楚，汉代最重要的谷物是禾与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董仲舒才会说无论是禾还是麦歉收，史书中都会有记载（文献四，1）。种植得最为普遍的两个禾的品种是梁与粟。191梁和粟的谷粒比黍的要稍大一些，比较容易脱壳，味道可能也稍好一些。虽然禾的生长期较长，但它适应力很强，不仅耐风，而且对水分要求不高，对于干旱多风的北部中国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作物。而且禾在第一场春雨之后与第一次霜冻之前的任何时间都能播种。因此，《氾胜之书》称播种禾谷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文献五，4：4。1）。不过，种禾也有一些不利因素。首先，分量很轻的谷粒很容易从谷穗上脱落，并且会在下一年自行生长出了。如果不精心照料，其产量会很低，而且质量不高。它的自我繁殖给田间管理带来的困难也会让农民感到头疼，因为农民不得不费力从事诸如整田、除草等等的农活。《齐民要术》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并为此建议将禾与其他农作物进行轮作。192尽管已经很难确定《齐民要术》所论述的采用轮作制的原因是否为汉代农民所知晓，但当时确实存在禾与麦的轮作。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吕氏春秋》卷26第6页）2世纪的经学家郑众也提到当时有在收割完麦子后植禾的做法（文献五，5）。

　　　　禾对土质要求不高，但却要求彻底整治农田。由于种子相对较小，因而种禾的农田必须仔细翻耕过，杂草要完全清楚干净，而且要保持好土壤中的水分。193这意味着在播种前以及作物的生长期内，必须不断地耘地与除草。在中国形成的精耕细作农业的许多基本原则都与植禾的要求有关。

　　　　小麦与大麦都是在西亚首先驯化的。它们的中文名意味着前者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晚于后者。一位日本学者提出，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都没有小麦种植，直到张骞才从西域将它引了进来，张骞同时引入的还有许多异域作物，其中包括葡萄与苜蓿。194而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却注意到大麦与小麦在古代其实已有各自的称呼，麰与麦。在古籍中麦通常指小麦，而且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确实发现过小麦的遗迹。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早已有了小麦。195事实上，既然大麦与小麦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有发现，这足以说明两者在中国开始栽培的时间是很早的。196汉代小麦、大麦都有栽培。不过在公元前2世纪小麦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至少是没有被京畿地区，也就是今陕西省的人们所接受，而该地现在却是一个小麦产区。不仅董仲舒建议应该敦促都城附近的人们种植小麦，而且在公元前1世纪政府还派遣了一位专家去当地传授人们栽培小麦与大麦的技术。197（文献四，1）当然，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地域性的。无论如何，《氾胜之书》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小麦的栽培技术。而且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居延汉简透露在西部边疆屯驻地也有麦供应。198到公元2世纪小麦与大麦在农村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二者在儿歌中都被提及了（文献四，2）。有一支标明日期在汉亡后不久的出自西部边疆驻地的汉简，还将小麦、大麦与粟并列为当地种植的三种主要农作物（文献四，3）。

　　　　由于小麦与大麦在冬天与春天都能生长，因此它们成为生长季节同样灵活的粟的理想伴侣。粟的根很短，而小麦与大麦的长根则有助于疏松地表下的土壤，尤其适宜在中国北部土质紧密的黄土地区种植。这使得小麦、大麦与粟成为适宜的轮作作物。

　　　　豆类作物在中国农业中相当重要。在古代青铜器铭文中，大豆最初被描绘为一种根部周围有圆点的植物。现代学者解释说，这些圆点表明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大豆具有固氮作用的根瘤。199尽管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已知道氮的存在，但古代农民很可能积累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知道豆类作物的形体特征以及它们作为上等绿肥的价值。豆类作物的一个品种，很可能是大豆，被称为“戎菽”。“戎”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人用来指称西部地区异邦人（或蛮族）的名词。200至少有一种豆类作物，即蚕豆，是在汉代由张骞引进的。张骞是一位外交使节，他在公元前139－前126年与公元前115年两度出使西域，即今新疆，与当地的各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往来。201

　　　　在《氾胜之书》中，大豆被说成是一种“保岁易为”的作物，即便在凶年也能有较好的收成，并且建议农户为家中每人种植5亩大豆（文献五，4：4。6）。不过，小豆却被认为是非常难种植的（文献五，4：4。7）。

　　　　在先秦时期，豆是人们的基本食粮之一，与禾的优良品种粟地位相当，后者取代了黍和稷的地位。202因此，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将豆与小豆列在了应该种植与出售的粮食之中（例如，文献三，1：2。8、1：5。6）。

　　　　豆是粟理想的轮作作物，因为大豆能够在早春与早夏之间的任何时间播种，而小豆能够在晚秋播种。203

　　　　在汉代，麦取得了比豆更高的地位，这可能是因为它味道更好，而且也因为作为一种轮作作物，麦要优于粟，从而部分地扮演了原本由豆类作物垄断的角色。虽然豆类仍然是人们的食粮，但它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用于改良土壤的绿色植被。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小豆的收成尽管被认为并不可靠，却仍然有种植。《齐民要术》也主张在绿豆开花后要将其翻耕入土，从而为种植瓜葱等准备好农田（文献四，7）。

　　　　仅仅就粟、麦、豆这三种主要农作物而言，汉代中国北方的农民在发展多种作物的轮作制时，就有相当好的选择。

　　　　南方的农民发展了稻文化。虽然水稻从天性来说是一种南方的作物，但它也的确在中国北方有过种植。河南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曾发现过稻谷的痕迹，这种稻被确认是一种短粒品种（日本稻）。204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与长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过属于同一品种的稻谷。205由于有证据表明中国南部存在野生稻，有人认为中国种植的水稻可能是这种本土野生稻驯化的后代。206它后来扩展到了中国东南部及淮河流域。洛阳汉墓发现的稻谷也被确认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发现的属于同一品种。207

　　　　在汉代，除了普通稻米外，还有旱稻与糯稻。后者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可能相当早，通常用于酿酒（从技术上来说，米酒、日本清酒都属于啤酒，但我们仍按照习惯称它为酒）。《诗经》中提到的稻可能就是糯稻。208糯稻播种的时间，按照《氾胜之书》的记述，要比普通稻米晚一个月（文献五，4：4。5。1）。早稻在中国比较少见，古籍中只提到过两次，而且时间都在汉代之后。从词源学角度看，用来表示早稻的字表明它最初是一种水生植物，而对它的解剖也显示它仍残留了水生植物的结构。209

农业资源　农作物（2）

　　　　即便早稻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作物，居住在水源比较充足地区的汉代农民，仍然可以在多种作物中做出更好的选择。由于粟与豆类作物能适应大多数的气候条件，稻农可以将之与稻进行轮作。在有些地区，例如淮河流域，甚至可以将麦与稻组合在一起轮作。事实上，甚至往北远至今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