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编1917-1926年-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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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代的一系列文学变革还只能作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序幕，其规模、声势、社会影响面及其对传统文学所构成的挑战的力度，都远不能与文学革命相比。近代文学变革总体上仍囿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变通。因为在晚清和民初，毕竟还没有出现那种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的契机，社会转型仍未达到临界点。而这一切都有待于 1917 年前后，这时候才终于出现了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运动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1911 年辛亥革命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而这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增长，又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物质的阶级的基础。更加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而由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入促成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导致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在科举制度废除，终止了知识分子仕进之途之后，又出现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不可忽视的还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后大约十多年时间里，封建皇朝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比较自由的一段时期。既混乱而又比较自由的氛围，有利于突破常规的独立思想，有利于容纳多元的外来思潮，有利于对传统大胆的反省。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空前拓宽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和以往历次变革不同，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要在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动手术，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声势浩大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精神启蒙救国的热望中掀起的。
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注：第 1 卷刊名《青年杂志》，第 2 卷起易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特别是 1917 年迁京后，《新青年》集结了一批推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并且在 1919 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 “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 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 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 。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发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一家学说来维护帝制，“易演成‘独夫专制’” （注：易白沙：《孔子评议》《新青年》第 1 卷第 6 号和第 2 卷第 1号），指出以“重阶级尊卑”的纲常伦理为特点的那种孔教思想在当今已经阻断了中国向民主共和迈进之路，所以反孔大有必要（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不过，他们认为反孔并非掊击孔子思想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注：守常：《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1917，年 2 月 4 日《甲寅》日刊）。希望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打破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争得普遍的精神解放。斗争的焦点又在于反对封建纲常伦理。陈独秀、吴虞等揭露了三纳五常对人性的扼杀，指出从封建纲常派生的旧道德本质上是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封建礼教把中国弄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注：吴虞：《说孝》《吴虞文录》上卷第 14…15 页）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激进的知识者们纷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的眼光，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开展一系列的讨论，诸如宗教、劳工、妇女、教育、文学，乃至贞操，等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文化批评和讨论的空气，使思想启蒙的课题具体化，思想自由的原则也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欧化为是”， 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都以恢宏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五光十色，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进行思想启蒙。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做整体性歧化选择，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的态度，这种做法也带来负面影响；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处于受压制的状况，要冲破罗网，不能不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况且这样的全面开放，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了宽阔的余地，又是不可或缺的。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最有实绩的一部分，文学革命的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
1917 年初，陈独秀初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迁京，并从 1918 年 1 月号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也给该刊撰稿，实际上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战线。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新旧思潮在北大讲坛竞争的结果，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并终于导致了 1919 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文学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总清算，必须同时去除那些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及文言文，于是，极力推动一场旨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先驱者都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文学革命很自然就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出浓厚的思想启蒙的功利色彩。
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并粗浅地触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变革进化常常都是以形式语言的变革为突破口的，事实上，文白之争在当时已经成为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胡适此文的发表适逢其时，虽然写得比较温和持重，但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发难之作，有突出的贡献。
紧接着，在同年二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 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命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他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廖种”，态度甚为激烈。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傅斯年也围绕“文言合一制定国语”提出一些设想。但文学革命的主张，在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一时还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发难者们甚至有点寂寞。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春年》上发表了“双簧信”，即由钱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旧文人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因而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1918年 4 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同年 12 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 19 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1918 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