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编1917-1926年-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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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国。
9 月 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及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1910 年
9 月 兼任绍兴府中学堂临学。
1912 年
2 月 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
5 月 北上，任北京教育部部员。
8 月 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1918 年
5 月 《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署名鲁迅，收入《呐喊》集。
1919 年
4 月 《孔己乙》发表于《新青年》第 6 卷第 4 号，收入《呐喊》集。
5 月 《药》发表于《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收入《呐喊》集。
1920 年
9 月 《风波》发表于《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收入《呐喊》集。
1921 年
5 月 《故乡》发表于《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收入《呐喊》集。
12 月 《阿 Q 正传》连载于 4 日至 1922 年 2 月 12 日《晨报副刊》，收入《呐喊集》。
1923 年
8 月 《呐喊》集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
12 月 《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1924 年
3 月 《祝福》发表于《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6 号，收入《彷徨》集。
同月 《肥皂》发表于 27 日、 日28 《晨报副刊》 收入，《彷徨》集。
5 月 《在酒楼上》发表于《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5 号，收入《彷徨》集。
6 月 《中国小说史略》（下）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1925 年
10 月 作《孤独者》，未另发表，收入《彷徨》集。
同月 作《伤逝》，未另发表，收入《彷徨》集。
11 月 《离婚》发表于《语丝》第 54 期，收入《彷徨》集。
1926 年
8 月 《彷徨》集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9 月 由北京抵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
1927 年
1 月 辞厦大职，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4 月 辞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9 月 与许广平一起离广州往上海。
第三章 小说（一）
一 “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是1918 年 5 月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第 4 卷第 5 期的《狂人日记》，紧接着第二年，他的《孔乙己》、《药》等名著也相继问世。“五四”小说就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的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 不能与诗文同登文学大雅之堂。在清代，正统的士大夫文体中仍拒用小说的词汇和典故。但到了清末民初，小说从文学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的移动已然开始。从知识读者的阅读情况分析，人们已发现经史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了（注：见康有为《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部诗以速之》，中有“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之句。《清议报》63 册，1900 年 11 月）。1902 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 为把小说与维新革命相联系，竭力强调小说的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产与群治之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1 页、50 页、53 至 54 页）。由此发起的“新小说”创作，成绩虽然不大，却对进一步提高小说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因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开埠，印刷、报刊业的长足进步，使小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出版传播手段，才形成了新的市民读者群体。而报纸、书局向文学家支付稿酬也自近代小说始，稿费制度遂养成中国第一代以写作为生的职业小说家。据不完全统计，1902 至 1919 年间
的文学性刊物约有 85 种，仅名称冠以“小说”字样的即达 30种，这还不包括如《礼拜六》等登载小说的刊物在内。出版小说的机构达 100 家之多。可见小说已形成压倒其他文学品种的文化生存环境。但“新小说”附属于维新运动，它本身的独立地位甚差，所以一旦政治陷落，谴责小说流入“黑幕”，狭邪小说流入“鸳蝴”，商品化给小说带来的媚俗倾向就大大抬头。而且小说的文体虽然起了变化，却仍难挣脱文言的束缚，文言章回体无可挽救地处于衰败之中，这就是“五四”小说发生前的景象。
“五四”文学革命给小说的现代化带来契机。这是一次广泛的思想文化启蒙大潮，它对小说的推动力是相当深刻的。《狂人日记》等现代小说以反封建的精神直指人的现代觉醒和国民灵魂改造，又具特别的格式，因而引入注目。这些小说都首先发表在新文化思想刊物《新青年》《新潮》上，既借助于思想革命，也利用了现代出版之便。这让中国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肩负了沉重的社会使命，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担负社会使命的小说和不那么强烈地担负社会使命的小说的对峙。新式的教育产生了一代青年学生读者、作者群（包括留学生读者、作者），假如没有这样的群体，也就无法设想现代短篇小说先行革新的可能，因旧市民读者原本是没有读短篇的习惯的。“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代替文言入手，1918 年《新青年》4 卷 5 号改版，一律使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接着，商务印书馆的老牌《小说月报》也改用白话；1920 年初，当时的教育部明令小学施行国语教育，这对叙述语言特别适用白话的小说的推广，自然起了巨大的作用。
西洋小说的引入，对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推动力，是明显的。而小说自清末民初已经显示的内部变化的成熟条件，反倒变成潜在的了。鲁迅说：“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 1917 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注：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 页）。
这可以追溯到 163 种“林译小说”的历史性作用，古文家林纾（琴南）用文言意译的西欧小说，因其早而开风气，因其对世界小说的大量输入而引发读者对中国小说正宗位置的首肯。从鲁迅到钱钟书，现代小说家先通过“林译小说”来了解世界，它为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创作准备了作家，准备了读者，功不可没。“周译小说”以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代表，直译日俄与其他弱小民族的小说，影响到了“五四”小说的内容、形式以至风格。清末民初是翻译小说的时代，初期的“译”多于“作”的现象十分显著，阿英《晚清小说史》称，清末的小说创作仅 462 部，翻译倒有 608 部之多（注：无论创作和翻译，这都不是完整的统计。晚清小说约计二千种）。到了本世纪初，鲁迅在《浙江潮》发表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科学小说《地底旅行》，茅盾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的文字是科学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均属“译述”性质。在谈到自己，大约所如何写起小说来的时候，他们几乎众口一词。鲁迅说：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会 1981 年版，第512 页）叶圣陶则说：“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注：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叶圣陶选集》，北京：开明书店 1951 年版，第 7页）从观念到文体，外国翻译小说的影响至深至巨，它们表现在小说的形式、叙事、语言各个方面。旧的从头道来的“某生体”；被扬弃了，小说可以从一个场面、一句对话插入，可以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倒写上去，可以是日记、书信，叙述者的那种全知的、无所不在的面目正在改变，欧化的白话也在兴起。只要我们不忽视隐性的传统文学影响的依然存在，在一个大转变的特定时期里，充分评价外来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冲击、补给、整合作用，那是并不为过的。
总之，直至 1918 年，在新诗革新已经大幅度展开的时候，虽然小说的革新略迟了一步，真正的现代小说作品还属凤毛麟角，但等到时机一旦成熟，即“五四”运动一爆发，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便立即加快了步伐，并由于以上的原因而迅速形成热潮；小说新人不断涌现，女性小说家更是引人注目，重要作品迭出，小说独立地位的稳固使它更向文学的中心位置移动。这不仅指的是小说创作的数量占据第一位，读者众多，更是因小说在那个时期所扮演的思想启蒙的重要角色，以及反思人生、叛逆统治阶层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殊文化地位。不过。“五四”究竟还属中国现代小说的初期，除了鲁迅这样的个别天才作家之外，大部分的小说家还较幼嫩。重要的是自“五四”到 20 年代的中后期，时代为现代小说开辟了多样的潮头，这现象才是更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
二 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
“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造成了一群“问题小说”家。此后，这些作家有各自的发展路途，其中的一部分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显示出明显的“为人生”的写实小说的倾向。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建立了现代市镇和乡土文学的基本叙述模式。
1919 年初，成立第二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团体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新潮社提倡新文化，鼓吹文学革命，尽管并非文学刊物，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刊出小说 22 篇，其中坚分子、并非文学家的罗家伦也成了最早写作问题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等，显露了“问题小说”的端倪。到 1919 年下半年，女作家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等，就正式开创了“问题小说”的风气。 1921 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到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 更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高潮。但这并不构成对一种小说文体的试验，而只是“五四”前后三四年间的一股小说“题材热”。当时几乎所有的新小说家都写过“问题小说”主要作者有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艺术倾向不尽相同，却汇成短期的一种股创作潮流。
“问题小说”的形成自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本身，闪出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它造就了“思考的一代”。瞿秋白当时曾这样记述：“五四”青年的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注：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 页）。在一段时间内，全社会都来探究
“人生究竟是什么”这样严肃的问题，读者要求小说能尖锐地提出他们所关注的各类社会问题，也并不企望文学一定给予多么明确的回答。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就写接受了家庭包办婚姻的青年同时接受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如果追求一己的幸福则必牺牲一个旧式的弱女子，若不离异又必陷自己一生于不幸。小说人物最后就这样处于两难境地。其他像王统照的《沉思》，提出作裸体模特儿的女子为何爱人反对、官吏干涉，甚至男性画师也不理解她的动机，使其陷入沉思之中。从提出问题之广来看，问题小说涉及当时青年关怀的家庭礼教、婚恋家庭、妇女贞操、劳工、战争、知识者等诸多方面。其时因问题的尖锐性是第一位的，相应便减少了对小说形象化的要求，造成许多“问题小说”比较概念化，存在着文笔空疏、人物成为作者某种“主义”的传声筒等弊病。
其次，问题小说的出现受到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为主的作品的直接刺激。1918 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使这位挪威作家的社会问题剧风行一时，这对“问题小说”是一个推动。理论上的倡导则更早。1918 年周作人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就颇有倾向性地评介了日本近代文学中“问题小说”的地位，并由此肯定“为人生”的文学。次年 2 月周作人又写了《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明确提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强调“以小说为闲书”的中国传统中不可能产生“问题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