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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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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思想的“能力”,而且更需要思想的“勇气”——可惜的是,这种勇气在今天中国的学界已经不多见了。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说过:“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而在中国的学院体制内部和公共传媒当中,这样的评判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名气最大、占据学术资源最多的学者,往往却是那些丧失了基本的学术品质的学者。因此,我愿意对为数不多的、在艰难的条件下冒着风险研究“地上的学问”、关注“真问题”的学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朝圣者的容颜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每一种真实的文艺都是肯定的,由爱而产生,从基础来源均为对于生活的感恩,是对上帝和他的创造物的赞美。”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黑塞依然坚持这样一种文艺观念和人生态度,以“爱”、“感恩”和“赞美”作为生活的支点。一九一二年,黑塞移居瑞士,后来加入瑞士籍,开始了五十年的“半隐居”生活。即便如此,他也并非冷眼观物的“世外高人”。在一战中,黑塞发表大量的反战文章,因而被同胞辱骂为“叛国者”。在二战中,他更是激烈批判法西斯的暴行。这位被许多人看作是“玄学家”的诗人和小说家,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邪恶和黑暗的对立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黑塞如是说:“如果我是战争、征服和吞并的憎恶者和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么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即这种邪恶的势力将历史长河所积聚的内容丰富多彩和高度个人成就的人类文化,当作了牺牲品。”因此,他是以“人类文明的守灵人”的身份投入战斗的。    
    在寻求信仰的道路上,黑塞一辈子都是孜孜不倦的“朝圣者”。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西藏的佛教徒去布达拉宫朝圣的情形,他们每前进一步就向着布达拉宫的方向合掌祈祷,然后全身伏地,站起来后再继续前行。他们的身体亲吻了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与之相似,黑塞也经历了这样漫长而艰辛的精神跋涉。在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玻璃珠游戏》中可以发现,他从东方远古的神秘宗教和西方现代基督教中汲取营养,永不止息地探索人类理想的精神世界。在黑塞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篇幅并不大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文译者杨武能指出:“这部作品兼有黑塞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特色,既有早期的抒情怀乡的浪漫气息,又有中期彷徨、寻求的孜孜不倦的奋斗意志,同时也兼备后期作品那种献身理想的虔诚精神,是黑塞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黑塞本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比其他作品加在一起还珍贵,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爱。”而托马斯·曼也说过:“《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以最吸引人的方式描写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相矛盾。”《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讲述的是关于“成长”的故事——既是两个少年的成长,也是人类心灵的成长。《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描述的是朝圣者的容颜——既是两个少年的容颜,也是耶稣来到人间以后所有朝圣者的容颜。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两位主人公既融合又对立:纳尔齐斯年长一点,是修道院里虔诚的苦修者,是潜心钻研的神学家。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修道院,在基督信仰的支撑下过着单纯而充实的生活。歌尔德蒙则年少丧母,被父亲送进修道院。他天资聪颖,相貌俊美,接受纳尔齐斯的启迪,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生命里那激荡的活力无法被纳入修道院静谧的生活轨道。歌尔德蒙逃出了修道院,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流浪者。他放纵自己的情欲,不断地与女人们狂欢;他狂暴地与他人打斗,甚至还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歌尔德蒙遇到了一位雕塑大师,并成为其最杰出的弟子。大师准备把自己的衣钵传给他,他却出人意外地拒绝了,因为他不愿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下来。他又开始新一轮的流浪,直到因为勾引伯爵夫人而面临被绞死的命运。这时,已经当上修道院院长的纳尔齐斯出现了,他让歌尔德蒙获得了赦免,因为他相信:“一个负有崇高使命的人,即使在生活狂热的混沌中沉溺得很深,浑身糊满血污尘垢,也不会变得渺小和卑劣,泯灭心中的神性;他即使无数次迷途在深沉的黑暗中,灵魂的圣殿里的神火仍然不会熄灭,他仍然不会丧失创造力。”于是,歌尔德蒙在纳尔齐斯为他准备的工作室里开始创作他一生中最后一件作品——伟大的圣母像。    
    由于劳累过度,刚刚完成这件作品,歌尔德蒙便离开了人世,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人生的愚人游戏和死亡之舞中,遗留下来长存不衰的有一件作品:艺术品。尽管它们也可能在什么时候消失,或被烧毁,或者朽坏,或遭打碎;可是,它们毕竟比几代人的生命要长,能在须臾的彼岸,以形象构成一个无声的神圣王国。能参与这样一个王国的建造,我觉得是一件美好的、堪称欣慰的事,因为这已差不多化无常为永恒了啊。”歌尔德蒙虽然至死也没有皈依上帝、找到最后的信仰,但是他塑造的那尊美仑美奂的圣母像却打动了无数慕道者的心灵,让他们心灵颤抖、泪流满面,并成为上帝的信徒。所以,纳尔齐斯不禁惊呼:“在这颗艺术家和诱惑者的心中有十分光明灿烂的东西,而且充满着神的恩惠。”    
    歌尔德蒙短暂的人生道路和永恒的艺术作品,给纳尔齐斯平静的苦修冥想以前所未有的震撼。纳尔齐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歌尔德蒙那些雕像的每一个细小动作,每一只眼睛,每一张嘴,每一条藤蔓和每一道衣褶,不是都比一个思想家所能做到的一切要真实、生动、不容替代么?歌尔德蒙从自己激烈动荡的生活的风暴和痛苦中,不声不响地创造了这些作品,没有言语,没有说教,没有解释,没有规劝,但却是真实的、提高了生活。相形之下,他自己的知识、苦修以及辩证学又是多么平庸啊。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两种人生道路,其实是黑塞思想的两个方面。就好像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左右手互相搏击的老顽童周伯通一样,黑塞是在与自己苦苦地征战。对于纳尔齐斯来说,他的苦修生活以及他的职责、学问、精心营建起来的思想殿堂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黑塞指出:“从上面看,从上帝的观点看,这种呆呆板板的枯燥生活,这种弃绝人世和感官的幸福,这种远远地回避污秽与鲜血,这种向哲学与信仰的逃遁,难道就真的比歌尔德蒙的生活来的好么?”那么,歌尔德蒙的选择也许能够通向拯救之路?正如黑塞所说的那样:“投身到残酷的生活洪流和一片混沌中去造孽,并承担其可怕的后果,归根到底恐怕是需要勇气和更伟大的吧。也许穿着破鞋在森林中和大道上流浪,日晒雨淋,忍饥挨饿,享受声色之娱,然后以吃苦为代价,可能是更艰难、更勇敢和更高尚的吧。”然而,歌尔德蒙临终之前也没有获得心灵的宁静,没有能够回到慈爱的“母亲”那里。    
    如果说歌尔德蒙使纳尔齐斯的心受到爱和美的滋润而不趋于干涸,纳尔齐斯则用神恩的启示让歌尔德蒙获得了精神力量。那么,艺术与哲学、创造与祈祷、反抗与皈依,究竟哪一条是正道、哪一条是歧途?黑塞似乎是一个调和主义者,他没有为我们指出明确的答案。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认为:“黑塞笔下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争辩表明,黑塞累了,所以要企求进入东方的世界。……黑塞用以解决不可避免的恶的造作的设想是:让狼心与良心、神与魔、父亲的血与母亲的血、享乐与受苦这些敌对而混乱地在人身上相互共存的因素统统回到自然母体中去。”然而,在我看来,黑塞尽管累了,但并没有完全地进入东方的世界,也没有就此停止精神的探求。在我的眼前,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那朝圣者的容颜饱经沧桑;同样,黑塞那朝圣者的容颜也是饱经沧桑。    
    寻找与获得信仰,都是一条艰难的心灵之旅。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读奈保尔《河湾》    
    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岛的奈保尔获得两千零一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奈保尔虽然有印度血统,却是英国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对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尖锐批评,招致了被批评者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回击。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奈保尔提出的问题:第三世界的落后和衰败,除了昔日西方的殖民掠夺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原因?这些区域现今的“自我殖民”状态,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无助于改变他们的生存现实,因为他们当下面对的是“元首与人民”、“血与土地”的重重纠葛,是专制的肆虐和人心的败坏。奈保尔在代表作《河湾》中为我们描述了深陷于“一九八四”之中的非洲大陆的轮廓,他的文字一直深入“黑暗世界”的内部。该书的译序作者陆建德指出:“《河湾》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中国读者会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已有足够的自信来接受这样一部小说。”但愿陆建德的乐观的估计是我们真实的心理状况。    
    《河湾》的主人公是西方流浪青年萨姆林,他到这个河湾小镇来寻梦,很快梦便破灭了,最后只好坐着汽船离开,身后是白茫茫的一片。“河湾”是一处充满象征意味的地方,它的真实背景是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小说开始之后不久,“总统”领导人民赶走了西方殖民者,一夜之间,从国家的名字到城市和街道的名字统统都改变了,不分贵贱,人人都成了“公民”。殖民者的住宅被摧毁,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被当地人拿来泡木薯。殖民者修建的河湾小镇日益凋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小镇的旁边正在兴起一个“新领地”——总统充满激情地宣称,新领地将是新非洲的缩影,“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新领地陷入了比河湾小镇还要迅速的衰败之中:百姓随意丢弃的垃圾堆积如山,贪婪的官员们毫无管理城市的能力,规划的大学成了养鸡场。即便如此,总统依然认为他的理想已经实现:非洲人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新领地的照片登在那些关于非洲的杂志上,那些杂志虽然是在欧洲出版的,出资的却是总统的政府;而在本国的报纸上,却引述这些西方人从来不看的杂志上的报道,赫然是“西方人羡慕非洲的日新月异”之类的标题。    
    总统是国家的缔造者,他组织人民去参观他那修葺一新的“故居”,他的母亲的雕像也树立起来,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张报纸和每一条街道上。“报上登出来的照片里,只要外宾和总统占的版面一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即便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版面一样大,但总统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和南方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地方,官员们像一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衣服也穿得差不多。”他逐渐从普通人中间“超拔”出来。凡是违抗他的意志的人都被消灭了,凡是歌颂他的功勋的人都飞黄腾达了。总统经常对人民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几乎是一样的: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而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必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必须是非洲人的样子,必须大大方方地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事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总统说话的口吻和姿态被大小官员模仿和学习,“大家”都按照总统的方式表达着,结果所有的表达都是言不由衷的。    
    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总统”们即将得势。他在《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生动地描述了俄罗斯阴暗的未来,这种预言终于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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