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城市-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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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思考
城市营销攸关自我认同与独特性，然而城市宣传却会出现共同的公式。城市总会设法说：它们最重要。法兰克福是欧洲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总部所在。而伯明翰便暗示，它犹如法兰克福般重要。可是如果你明明不重要，却硬要说自己重要有意义吗？赫尔辛基、柏林、华沙、克拉科夫、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等位于东西欧原断层线（the former faultline）沿线的一连串城市，都自诩为门户；同样的，每座城市都是节庆城市；最后，它们的周围都有优美的自然景色。这些意象反映出绿意盎然、钢筋玻璃办公室、市中心外的高科技工业园区、高尔夫球场，还有熙来攘往的咖啡馆区景象等主题。但是如果将一个城市名换成另一个，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差异。大家鲜少提及地方特色，不过也有例外：巴勒莫（Palermo）巧妙地凸显阿拉伯传统，而那不勒斯（Naples）则任命城市特色顾问（assessorato all' identita）。
地方特色的重要性
宣传地方特色可能很困难。在利物浦，民众重视当地的特色、创意与反叛性，但外人却喜欢它安全架构下的独特性，于是营销人员不是强调前者，就是着墨后者。如果利物浦“引人入胜”，那莱斯特（Leicester）就令人感觉乏味、创意可能会奄奄一息。营销城市的任务在于展现，城市在表面上虽多彩多姿，并生气蓬勃，但却不戏剧化，或乍看就能体会。这需要“图像传播”（iconic munication）来掌握，并传达出其中的复杂性。而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需要深刻意义，还有地方创意的节庆，但观光宣传却可能因排除地方特色，而损及令城市充满吸引力的要素。约克（York）便通过简单、低廉的方式来因应人潮，减少了观光带来的影响：街头宣传员吸引民众离开闹市区；有关单位则提供由零售商赞助的各式地图，好让巴士旅行团探索当地。地方有必要为营销扩大人才基础，广纳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地理学家等专才，他们能进行更深入、更独创性的思考。至于主宰地方营销领域的，则是有良好诀窍或公式，但却鲜少了解城市复杂性的产品专家。
未充分利用的资产
诸如机场、公交车站与火车站等城市出入口，都没有如以往那般，被用以庆祝冒险归来或表达返乡的喜悦。从伦敦泰晤士河到罗马台伯河（Tiber）等城市河流，还有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极端的丁波威札（Dimbovita）水道开发案，都鲜少对城市生活有所帮助。
正文 3·新思维（3）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12…2 22：52：02 本章字数：1313
像未充分利用的教堂等建筑，为何不重新思考，采纳普通市民立场的意见？为何不利用自然来美化道路？并如在鲁尔般，以自然作为屏障？在文献充分记载了社会参与效益的实例前提下，为何这方面的参与还是不足？
抹灭记忆
我们不断在抹灭记忆，而这是一种特别没意义的城市暴行。尽管记忆有助于稳定流程，可以当作创意资源加以利用，不仅能激发创造力，还能帮助联想，但记忆却遭到低估。犹如许多例子般，吉隆坡与新加坡虽在城市游乐园中仿造了以往的种种建筑物，但几乎已铲除所有的历史区，而他们到了最后一刻才了解这一点，却可能为时已晚。在柏林，虽然还残存着少数当地人宁愿忘怀的围墙，柏林墙的大部分已被拆除。但除了抹灭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记忆的“清除策略”（cancelling strategy）外，应该还可能找得出其他诱因。
零创意构想内的逻辑
权力与政治意志
现实中有许多城市当局无法免除的奖励与规范架构，它们会影响城市生活。在多数状况下，城市当局无法决定税率和财政结构。例如，他们无法为创新或是生态税改革，而设定所得税宽减额；面对可能影响创意的整体学校课程性质，他们通常也无权决定。此外，他们往往无法针对环境控制、建筑或原料等，自行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或许，他们也无权决定市内道路拓宽计划，而常常得由地方当局来决定。同时，他们无法决定诸如铁路等，超越城市边界的公共交通设施支出多寡。城市并非那些有权规划自身未来的岛屿，其控制权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结构：以美国、德国，或意大利为例，国家愈趋联邦制，城市或许也愈能决定自身的命运。德国各邦可否决不想要的国家立法；意大利新行政区能课征所得与交通税；而斯堪的那维亚的“自由地方行政”（free mune）制度，无论大小社区都能“选择”脱离中央政府监督，运作自家事务。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
由于运作城市的是向选民负责的国家官员，因此，要体现创意于市政管理中就会出现问题。负责减缓了响应问题的速度，而这在私人企业往往速度会快些。激进的民主负责策略可借由建立新管道，让创意从基层流向市政府，将可能的负债化为资产。由于政客和官员怕引起大众期待，又无法以充分的资源加以满足，因此他们很少这么做，就算做了也有限。或许他们也担心，这个流程可能会导致自身的正当性遭质疑，甚至出现了替代性权力架构。
官僚化流程主义
由城市控制的机能需要复杂的规范，包括规划许可、执照、议事程序、交通管制等，以管理城市生活，确保为公共利益而竞争的利益团体能和平共存。然而要使这些管理制度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过程既缓慢又棘手，尤其当策略性作业尚未上轨道时，更是如此。官僚化流程主义往往遍及各城市组织，妨碍内在创意潜能的认知与开发。然而，市政管理人受到规章限制，往往无法彻底善用创意人才，因此需要寻求如“内部创业”①方式，将组织划分为项目小组，或建立公私合作关系等来组织新作业形式，以回避限制并鼓励创新。随着市政府被迫瘦身，并裁撤非必要的职务，他们有时已能采取策略性的思考与行动。
正文 3·新思维（4）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12…2 22：52：04 本章字数：1130
反射而不积极主动
“没坏就别修”的陈腔滥调或许有部分真实性，但在现代城市中，这种做法却弊多于利。就算争议中蕴涵着某些危机，也是在它们变成问题后，才会被反射性地加以处置。而反应多是由问题本身所界定，因此我们被迫应付的是往日的问题，并不是明天的机会。要调整城市变革的步调需要决策者高瞻远瞩、积极主动，并处置尚未成为问题的争议。你需要准确地监视趋势，以察觉未来可能变得举足轻重的微小变化。
短期主义与魅力需求
无论政客、有期限的机关或合作关系，其短期（short…term）逻辑旨在获得迅速、立竿见影的成效，而不是长期的对策。这往往会以如巴黎的大建筑计划（Grand Projects），或是节庆活动等旗舰方案为主，以显示某些事正在进行。这一切能激励、颂扬成就，或制造动能；同时，简单的训练计划，或是与私人、非政府组织（NGO）间的新合作关系，也许对城市的竞争地位更有利，而城市策士必须设法提高这类低调计划的能见度。
权力与委派
委派职务的权力网或地位稳固的精英，都有可能会减少获取权力与信息的管道，并排挤那些可能有许多贡献的人，而限制创意。各国都有精英机构，个中成员很容易担任要职，但创新人才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甚至包括较不获重视的高等教育领域。由于新大学想扬名立万，或是可损失的东西较少，因此也许会较富创意。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创新城市的分析显示，诸如洛杉矶、孟菲斯（Memphis）、底特律、格拉斯哥，或是曼彻斯特等，在不同时期隔绝于主流外的城市，往往是最能创新的。此外，他也指出，在推进城市的过程中，移民或激进分子等圈外人的重要性。
训练不足
城市专才往往只获得狭隘而无创意联想的训练。同样的，城镇规划者也是如此，一如工程师、图书馆员、休闲活动经理与环境卫生官员等，他们往往深陷于土地使用、开发管制等专业领域，而难以自拔。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专业人士或城市管理阶层，都未能彻底了解将来城市的开放和弹性动能，或是诸如特色、社会发展、网络动能等“城市软件”的重要性。
专业性的自圆其说
各专业领域的术语不仅使它们与圈外人沟通困难，也束缚了思考力。专业界赖以自圆其说的自我保护系统，未必经得起更全面的观点检视。例如，交通工程师曾强调，有必要保持视觉环境净空，这样才不会让使用市区干道的驾驶者分心，但却没考虑到，这类退化环境有引发涂鸦、犯罪，或甚至因无聊导致事故的影响。而将一切风险与成本纳入考虑的平衡对策，则需要多元观点。假使创意要跨越专业领域，在专才与整个小区间欣欣向荣，就必须要有共同语言。
正文 3·新思维（5）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12…2 22：52：05 本章字数：1366
缺乏整合
规划仍以土地使用问题为重心，而非城市社会动能。在控制的典范下，比在启发或自由的典范下规划较容易，但如今不可或缺的却是后者。而不利于所有城市的，就是尽管强调“集思广益”的规划，却仍未充分与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环保或美学整合。
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
现代的复杂性阻碍单纯的控制，反倒迫使我们合作，或共同行动。然而，如公家机关缺乏效率、企业贪得无厌、非政府组织不专业等刻板印象若阻碍思考，就算合作也不太可能成功。各单位都有自身的作业领域、目标与价值观，但这一切也都在改变：志工组织可能富有企业精神，而私人企业或许热心公益。无论在任何单位，都有相同发挥作用的关键原则：力求达成既定目标的效率；能够获得最大成果的效能；要求充分利用资源、时间与精力的经济性；讲求光明正大工作行为的公平性；成就工作质量的卓越（1993年，马他拉索〔Matarasso〕）。然而，它们的意义在不同的单位会有所差异。所谓效率并非单纯的速度或获利率，而是目标的有效性。获利往往被视为经营的目标，但许多企业会以永续、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或是公平交易为更优先的要务。获利不过是价值的另一措辞：对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来说，拯救人命是基准。
口惠而不实的合作
对地方当局与大学而言，携手以缓和经济变迁的冲击，确实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但有多少大学致力参与，以认清当地的需求，并振衰起蔽，与当地厂商同心协力，将它们带往新世界？而有多少地方当局与大学共同规划，以设计和当地需求有关的目标路线？然而，那种在斯坦福大学、当地企业家，以及创投公司间所建立的关系，正成就了硅谷。合作需求是时代真言，但有多少真正能实现？
受限的动机观
由于城市领导人太少信任民众，或是他们的动机，因此对可能成就的事也几乎没有信心。我们需要超越诱因典范，并研拟能认清某些行动理由的相关对策。而拥有“最大经济动能，以及社会永续凝聚力”的成功社会，“正是那些具备高度信任文化，促使个人……负起自身责任，并在与陌生人交易，还有雇用这些人时，能维持长远合作关系的社会”（请参见培利？希克斯1995年在《民众季刊》发表的《肩负使命的政府》“Missionary Govenment”）。也因此，减少犯罪不能靠修补课刑政策，而要靠大众重新参与；而改善环境与卫生，则要靠改变生活形态。
资本动能
资本限制无情地从城市中排挤低价值的用途。通常由轻工业或手工艺用途转为办公室等，从较低转为较高价值的土地利用变更，会减少多元性，并制造单调的城市生活。在容许的状况下，兴建高楼大厦的能力就成了印钞许可证，但相关单位却鲜少估计空中权利（air rights）或土地利用变更的成本，并将这价值回馈小区。尽管有能削弱这种固有逻辑的特例、规章与传统，但这一切都不断遭受挑战。当它们决定城市的外观时，敏锐的观察能轻易看出这种种端倪：由于华盛顿的任何建筑都不得高于国会大厦，因此当地没有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