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旅行-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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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济地理特点来观察地质现象，最适宜于长途地质旅行，比如坐汽车或火车。
七，了解风景名胜与地质的关系
这一点，实际上是地质旅行中最为经常接触的课题，有人将研究这类问题称之为“山水地质”。这是因为风景名胜地点，必有山水之美，究其缘由，自然与当地的地质特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比如厚层石灰岩发育的地方，由于含有碳酸的水溶液沿着岩石的缝隙渗透溶蚀，久而久之，造成奇峰林立、涡洞相通的岩溶地貌，俨若一幅碧莲玉筍图像。而花岗岩、火山岩地区，由于岩性坚硬，不易溶蚀。而断层、节理在此出现以后，刀劈斧削的悬崖随处皆是，造成险峰拔地千尺、深渊坠谷万丈的景观。再如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地区，由于当地泥盆纪的砂岩与页岩地层相当平整，垂直节理十分发育，把砂页岩层切割成大小不同的块体，再经流水、雨水、霜冻等的雕琢之后，出现了神奇的峻峭峰林、奥秘的深邃幽谷、清澈的流泉飞瀑，还有石炭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石灰岩，构成奇巧的岩溶洞府。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迹罕到的原始次森林组成一幅又一幅天然画图，游人到此，莫不称奇赞叹。至于烟波浩森、浮动乾坤的大湖或海滨，则可追寻湖泊之成因、海岸之由来。这些往往也是地质学家作专题研究的好材料。
如有机会坐着轮船沿江河作长途旅行，若穿越于“重岩叠嶂，隐天蔽日”的峡谷地带，或航行于急流飞漱、悬泉奔泻的险滩上，此乃地质近期的上升区，或许有背斜构造被河流切穿；若在迂回水道中前进，曲流两岸，旷达开阔，偶有平丘缓岗，伏地蜿蜒，一眼望去，“野旷天低树”，“月涌大江流”，说明已进入河流的下游地段，冲积的泥沙十分发育，则应属地质近期的下降区，至于那些大片分布着页岩、泥岩、千枚岩、片岩等软弱岩性的地区，因极易风化侵蚀，仅见低山起伏，平畴相间，平淡无奇，便谈不上什么景致了。
在查勘山水地质新地点的同时，应该注意到能否开辟作旅游区的可能性。例如1983年在南京郊县六合桂子山开挖石方时，在一座不出名的玄武岩小山坡上暴露出比较罕见的火山石柱林，颇为壮观，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图2。5 ）。尤其对研究火山地质，更有价值。于是当地政府企图在此兴办旅游事业，而一般不懂地质的群众看过石柱林风光以后，反映并不强烈，于是又邀请几位地质学家前往进一步调查，发现当地遍布含有玛瑙的砂砾石地层，不远处还有一座规模颇大的水库，鱼产丰富。
这样，不仅湖光山色，引人入胜；而且美味鱼餐也逗人喜爱；再加上毗邻处尚有一座保存完整的火山口遗址，更是地质学家向往之地。如此数点联系在一起，不就可以建成一座富有科学意义的火山地质公园了吗？
八、从文物考古资料了解地质事件
文物考古资料在我国极为丰富，遗憾的是很少被地质学家利用研究地质事件。
当地质旅行时，应予注意。
例如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在相对高度数十米的阶地上，经常发现若干新石器时代或稍迟一些的村落遗址，似乎颇不符合自然条件，因为一般而论，居民点总选择在傍水地方，方便生活。由此，可以猜想到：当初先民们的村落所在地不像今日所见的那么高，而是位于高出河水面10米、20米之间，所以目前村落遗址的高度，可能是由于数千年来当地地壳抬升的缘故。
另一种相反的例子，在野外经常见到一些沉没于湖泊或河流、海滨水下的古村落、古墓葬。想当初建造时，不可能埋没于水下，值得进一步调查其原因。如无人工建设方面的影响，例如筑水库之类，那么就可以考虑地质沉陷的因素了。如淮河下游的泗洲城遗址（在今江苏泗洪县管辖的洪泽湖边岸及水下），明代时完全位于陆上，其城北有规模宏伟的明祖陵（朱元璋祖父的陵墓），而如今不仅整个泗洲城淹没于水中，连当年位于高地上的明祖陵也半淹于水中。600 年来，为何出现如此巨变？虽有可能受到历史上的淮河洪水暴涨、改变流路、水流受堵的影响，但也不能不考虑地壳的沉降原因。类似的情况，在太湖沿岸，钱塘江口附近也有所见。
此外，如一些石碑、宝塔、古建筑，由于历史上的某些地震，使之发生开裂，壁面上的文字或佛像图案（图2。6 ）等发生错位，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是一项难得的资料。由此可以了解到当地以往发生地震的烈度。或者在某些古墓内的供桌上所摆设的器皿被地震震落在地，甚至土石堆砌的供桌发生开裂或崩坍一角，断裂方向与当地地质构造线一致，由此证明，这条构造线在人类历史时期尚有重新活动的迹象，属于新构造运动的性质，应该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材料对于当地的建筑设施十分有用，尤其是工程设计者所不能忽视的。因此，近年来有所谓“地震考古研究”
之说。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记载和文物佐证的文明古国，这些素材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
有时，在旅游过程中，也能收集到有意义的地质资料，例如江苏镇江金山寺西侧石壁上有一块古代金山图的石刻，明显地表示出金山原是长江中的小岛，清代道光年间以前，均需横渡上金山。早在宋代，苏东坡作《游金山寺》诗有云：“羁愁畏晚寻归楫，”可为佐证。旧戏中有所谓“水漫金山”的传说，也是符合当时的地理特点。后来，由于长江的摆移淤积，自清代道光以后，金山就与陆岸相连，变成“骑驴上金山”了。于此一方石刻图，岂不是帮助我们了解到近代长江的变迁？
又比如民间故事广泛流传的“梁红玉击鼓抗金兵”的故事，公元1130年春天，韩世忠指挥水兵自镇江金山溯江乘胜追击金兵，把几万金兵包围在黄天荡，取得大胜。这黄天荡现今已不存在，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合作研究，终于考查出古黄天荡位置位于南京市郊区的栖霞山与龙潭之间的长江河漫滩上。由此了解到1000多年来长江水流的变迁，对现今的沿江开发设计颇有价值。
综上所述，地质旅行中的观察任务是多方面的，但并非在每一条旅行路线上都能够如数实现，只能说根据所经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其观察任务。至于其目的，只能归纳为一个，就是为地质调查工作提出必要的建议，最终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第三章 地质旅行的准备与方法
一、地质旅行的准备工作
既然我们的地质旅行带有一定的任务，那么，欲达到预定目标，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1。文献资料阅读有目的地查阅将要登程路线上的有关文献资料，了解前人的工作成果、具体的行程、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地质方面的资料，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打算，订出可行的方案，避免走“弯路”，使地质旅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全国性的1 ：20万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在很多地方已经结束，相应的调查报告及地质图件也已陆续出版。为我们阅读文献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小范围的地质旅行来说，许多区域性的综合报告，或专题调查报告、学术论文甚至科普文章都可以搜集阅读。
除此以外，我认为凡旅途将要经过地区的地方志、古籍记载乃至游记之类也可以顺便浏览。因为在这些非专业性的文字中，往往有与地质有关的记载，如哪里采过矿，哪里发生过地震等，如能继续追寻踪迹，也将会获得某种成果。
特别是我国，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与地质科学有关的记载，常见的地名之类，往往就能反映出古人在那里开采过什么矿。
例如湖北大冶铁山，果然名不虚传，整座山都是高品位的铁矿石。1952年以后，从铁山开始，经过大力勘探，在地下发现了更大的铁矿，为武汉钢铁公司提供了数以千万吨的铁矿原料。
以铜字命名的地名更多，如江西德兴铜厂、安徽铜陵铜官山、湖北大冶铜录山、山西中条山铜矿峪、南京附近的铜井与铜山等等。这些地方，确实都是铜的产地，并且自古以来就已开采，但由于古代采矿技术与打洞条件的限制，往往只能开采表面露头下不深的小部分铜矿，无法向地下纵深处延伸。现在，我们已在这些古老铜矿或废弃不开采的老铜矿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地质勘探，扩大了它们的储藏量或矿区的范围，取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在这些铜字命名的地方，如今已建立了规模可观的铜矿山。
有些地名，非铜非铁，却有其他金属字眼，例如甘肃白银市，原名白银厂，50年代勘探发现，当地是一处颇有规模的黄铁矿型铜矿。老百姓为何称之为白银而非铜呢？原来，这种类型的铜矿床表面确实存在一些银矿。又比如祁连山地区的一些铜矿，一般每吨也含有几克银、几十克银，甚至几百克不等，当达到100 克以上，够银矿的工业品位，就成为银矿山了。也许最早是从这种黄铁矿型的铜矿表面先认识银，名称就这样叫起来了。
湖南新化锡矿山，也是以矿命名的地方，早在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当地居民就发现了矿，由于他们还不认识锑，而且锑与锡的外貌特征又很像，于是叫起锡矿山了。直到近代，经地质学家纠正，才知道这里是世界上储藏锑矿最丰富的矿山，素有“世界锑都”之称，但旧有的锡矿山之名却留下了。
当我们注意这些老矿区遗址时，往往还能看到古代开采的痕迹，如冶炼以后丢弃的炉渣、废弃的矿石堆。古人冶炼技术不高，含矿量稍低的矿石都无法提取干净。
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看，这些废渣、废石堆身上往往还能发现“高品位”的矿石呢！
例如前文提到过的江西德兴的斑岩铜矿，开采历史恐怕已经有1000多年了，而山坡上的老矿洞有好几处，“废渣”、“废石堆”上到处都能捡到有用的矿石。从1954年开始，地质队在这里工作，连续几年的勘探，终于探明这是一处大型的铜矿山，现在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铜矿基地。
就拿德兴来说，当地不仅可见“废渣”、“废石堆”之类的自然证据，而且当地的县志上还有详细的记载：唐、宋以来就有人在此采铜和冶炼硫磺的记录。德兴铜厂祝家的《祝氏宗谱》也有记载云：“明成化年间（1465—1487）采铜颇盛”之语。清代人顾祖禹所作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记述：“铜山（即铜厂）在德兴东北三十里（1 里＝500 米），唐置铜场处。山麓有胆泉（硫酸铜的水溶液），亦曰铜泉，土人汲以浸染，数日，辄类朽木，刮其屑煅炼成铜。”如果用现代科技语言将这段文字加以解释，就是说，乡民们用硫酸铜溶液浸铁而刮取铜粉的方法来炼铜。
实质上是应用简单的化学置换方法提取铜。
又如，北京附近，有一个地质队在那里找寻铁矿，辛辛苦苦地找了好几年，而且动用了钻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像样的矿体，领导决定撤离，另找地方。而有些地质队员仔细地研究了当地的地质条件，认为还有希望，只是因为打钻的部位没有选准。正在踌躇之际，他们想到古籍，于是找来当地县志及其他有关的古书，详细地翻阅了资料，最后认为，应把钻机搬到“古矿区”去，果然在地下深处打出优质厚层的矿体，找到了新的矿体，由此地质队又安定下来，扎寨勘探。
由此启发，翻阅古书整理出找矿线索是完全可能的。例如战国时代成书的《管子·地数》篇中有“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也就是说，在我国东半部，当时已经开采铜矿的山已达467 个了，可能有人认为夸大不可信，但进一步想想，殷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十分发达，数量特多，质量亦佳，从武器到日常用品，无不取材于铜，可见铜矿的开采当时已经很普遍了。考古学家如果能真正考查出这467 个铜产地的具体地点，再结合地质调查，该能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另一本也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中，亦记载了600 多处出产80余种矿物、岩石或矿石的产地，无疑也是值得好妹研究的。
甚至在吟咏古代诗词时，也会给我们启发，例如唐代刘禹锡（772 —842 ）被贬到湖南时写的《浪淘沙》之六云：co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