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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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衣阿华州的谢尔顿（人口4，500人），市长每年要一式四份地填写27英尺长的政府表格，大多数内容是有关少数族裔的雇佣问题，而在谢尔顿并没有少数族裔。
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校长说，联邦政府对提供的联邦基金附加许多条件，企图由政府来决定“谁来教书、教什么、怎么教，以及什么人可以来校学习”的问题。
在威斯康星州的汉诺威（人口200人），3个人开了一个旧汽车出售处，名叫汉诺威汽车救援部。一个人是店主，3份工作每周共耗时60小时，并且3个人的工作每周都从生意中获得同样的报酬。劳工部却说，那两位非店主应该获得超时工作补助，而这两人并没有要求这样做。他们问，为什么同样的工作量他们却要比店主挣得多呢？
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动物园园长斯蒂芬·格雷厄姆被美国农业部告知，园里一个水池里的细菌超标，必须降低，而这个水池里只有3只北极熊。 这些北极熊在这里已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比一般北极熊的平均寿命活得长，而且健康状况也一直很好。农业部的人同意这一点，但又说法规就是法规。那好吧，动物园管理人说，可你怎么让北极熊改变它们自己的卫生习惯、从而降低池子里的细菌指标呢？农业部的人说，这我可管不着，要么遵守法规，要么让它 们开路。
在纽约，埃德·科克市长被告知：如果他不在地铁站里为残疾人安装电梯设备的话，他有可能得不到专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供的联邦基金。科克说，电梯系统太过昂贵，这意味着为一个残疾人坐一次地铁要花50美元。这还不如用大轿车或出租车运送他们更便宜一些。
在北卡罗来纳和南方的其他地区，黑人现在可以进入白人大学上学。于是教育部便威胁说，除非黑人大学也能吸引白人来上学，否则便要停止联邦基金拨款。
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纽约州民主党人）抱怨说，他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把一年中的好时光都用来与参议员道德委员会打交道，讨论参议员使用“我”这个字的次数是否超出了参议员豁免条例所允许的范围。
根据该条例第3210款（a）（5）（c），“涉及个人的地方在一页纸上不能超过5次。”参议员说，“整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这个词，用‘我们纽约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是否暗示了‘我’这个词”。
在威斯康星州的简斯维尔，一个小银行家抱怨说每年他们都要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联邦和州银行的检查者不就询问结果通通气，而省去一次多余的检查呢？
在纽约，一份由梅里尔·林奇、皮尔斯·费勒尔和史密斯签署的长期投资计划书里有下面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第13条。男性代词。无论以前在什么地方使用过，在这里男性代词应被认为包含女性，男性代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男性优先或是对女性的控制、资格的剥夺和排斥。”
华尔街的大公司并非如人们想象的是一个男子沙文主义的世界，他们傲慢自大，拒不接受女性的投资。
起草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那时还没有性别歧视法案）故意把宪法含义弄得模糊不清，留出了可以扩充和修改的地方。他们的继任者就经常对条文进行补充和延伸。
华盛顿的某个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十字路口的街边为残疾人设立坡道。这不是很好的主意吗？问题就这么简单？非也！
这个主意从华盛顿扩展到了全国，不管那地方有没有联邦基金投入道路建设，在十字路口仍然建起了坡道，每一条都有特定的宽度、长度，涂着沥青和防滑材料。
随之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下大雨时顺着排水沟流的水因为坡道改变了方向，垃圾没有被冲进下水道，而是留在了街上。第二个问题是冬天的扫雪车划裂了突出的坡道路面。第三个问题是，依靠手杖走路的盲人抱怨坡道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楚路基和街道的衔接点。
华盛顿对教条的喜好是反复无常的。例如，政府对一个买了一份星期六晚上特餐的人不会苛求，而当你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条萨拉米香肠的时候，政府就会对你大加盘问。与此同时，一个购买枪支的人在他的回答得到证实之前就可以带着他买的枪离开。
当得梅因计划在1971年修建一座铁路高架桥时，华盛顿显得极其谨小慎微。当初的预算费用是130万美元，其中一半费用可由联邦政府对等捐款筹得。但为了符合有关环境和噪声的法案，又花了5年时间才使华盛顿批准此项工程。而此时建这座高架桥要耗用410万美元。如果这座城市自己建造这座桥，速度会更快，费用会更低。
联邦政府因为官僚机构的臃肿庞大、墨守成规、好管闲事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很容易地遭到人们的嘲弄。但是反过来说，最值得人们怀念的也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私有工业、私人福利院和自由市场。正是联邦政府使国家在大萧条中幸存下来，正是联邦政府把国家从暴力革命中拯救出来，正是联邦政府在南方终结了奴隶制度，而不是等到100年后才派出“大批官吏”去把奴隶解放变成现实。
正是联邦政府严格管理，要求付给超时工作的工人加班工资，这多多少少缓解了人们被解雇的打击，保护孩子不致沦为童工。正是联邦政府供养着偏远农村和破旧阁楼上的穷人和老人。正是联邦政府使华尔街以诚信闻名，使银行存款更安全，使空气和水变得更清洁，使宾夕法尼亚矿区井下通道里的死亡率降低，保护我们的儿童不受反应停畸型儿症的侵害，它还使美国航运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的航线。它还通过对小型民用波段电台到大型电视网的控股排除了无线电波中的混乱和不稳。
正是联邦政府和它的贷款，使大大小小的商人能从事自己的事业，使许多农夫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使很多学生能上大学。正是联邦政府给那些濒于衰败城市的中心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拨款修建新的饭店、汽车修理厂、市政中心区和购物广场。正是联邦政府把底特律变成文艺复兴的中心，把巴尔的摩建成一个新兴的港口。
“我对联邦政府毫无怨言，因为它致力于改善人民的营养、教育、健康和交通状况，”休怕特·汉弗莱曾这样说，“谁会关心环境状况和制订道德标准呢？是你，还是我？谁会致力于解决运输问题呢？是B＆O铁路公司吗？”
其他人会问，谁会周密地筹划和高效率地完成以上这些工作呢？是克莱斯勒，洛克希德，还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审计总署署长埃尔默·斯达兹在华盛顿与浪费、欺诈和粗枝大叶的管理作了15年斗争，他有更多的体会。在对待官僚机构上他并不是幼稚和天真的。他说： “当美国人对政府缺乏信任的时候，反而更想从政府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在这一类对政府不满的人当中，每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大多数人总是首先去寻求政府的帮助。
“他们谴责政府的官僚机构，但又不愿意接受政府里的任何职业，因为政府的工资太低，而道德约束的标准又太高。他们一有机会便攻击政府管得太多，而当要求他们为社会努力尽义务的时候，他们往往缄默不语。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大谈自己的权力，却很少谈及自己的职责、义务和责任。他们的言行自相矛盾，既苦苦哀求降低税收，又企望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维持在以往的水平上。
“一度成为令人称道的美国社会特征的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己经让位于这样的观点：‘总有人会做这件事’或者是‘总有人会付帐单’，这个‘人’就是政府。”
造就政府的人现在怀疑政府。他们害怕个人自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致力于削弱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关注如何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因此，他们构建了一个互相制约、各方平衡、权力分散的政府，它建立在平衡和竞争的基础之上，甚至政府部门之间也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它并不是一个良好协调的典范。 被称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说，在宪法的指导下，各州的权力要远高于中央政府，而联邦税收的权力在用于国内税收补偿时才能集中起来使用，其他的时候根本不能实施。他认为，联邦的权力是“很小的和受限制的”，而州的权力是“巨大的和不受限制的”。联邦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对外的目标上，例如宣战、媾和、磋商和对外贸易”。州的权力则延伸到“有关生活、自由和人民财产的一切领域”。
当杰斐逊先生1802年入主白宫的时候，华盛顿的所有联邦机构只有291名官员；整个执行部门只有132人。国会只拥有32名参议员和106名众议员，而且和总数只有13名的工作人员协调得相当好（今天国会拥有3，500人）。而最高法院只有6名法官，1名书记员。
那时，国家政府的事务就是国防、铸币、开展对外交流、收税、管理航海灯塔和提供邮政服务，所有这些事务都归财政部负责，而且，你相信吗，还创造利润。
几乎所有损害市民生活和财产的事情都是各州和地方政府做的，而且这还只是他们所干事情的一小部分。从那时起到数十年后，联邦政府开始在海关和征税工作上取得进展。
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主要支柱是商界的大亨们，但他们也只要求政府提供强权以保护商业贸易，提供一个全国性的国内自由市场和一个合理的货币流通和银行体系。
公众对穷人的态度反映了这个年轻国家强调依靠家庭和工作自律来克服人生艰难的观点。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个人事业的失败。
从美国革命到大萧条，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对穷人的帮助大多数来自于他们的家庭、救济院和地方政府。地方民众对穷人的赈济微乎其微。
联邦政府在头150年里发展较慢。但随着边界的不断推展，它开始忙于应付自己的领土管辖和公众教育、修筑道路、整治洪水、建造排水系统，为兴修运河和铁路等工程转让土地。直到1893年，联邦资金大多用于发放养老金、修建公共建筑，以及河流和港口的改善工作。其间，因为内战、1890年的经济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联邦财政出现过短时期的赤字，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第一部有关私有制的联邦法令于1863年出台，正值政府创建了作为国家银行系统组成部分的货币审计局之际。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只增加了两个协调性的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和动植物检疫署。
通常说来，联邦政府不大处理大多数的国内事务。总体来看，这一段时间是比较平静的，总统们也不超时工作。格罗弗·克利夫兰可以下午坐着他的两匹马拉着的四轮马车出来四处溜跶，市民们看见他都脱帽致礼：“下午好，总统先生。”
如果用图解表现美国之梦，你会发现从1776年到1860年是一段稳定的上升线，而在内战时期是一段大幅度的下跌，然后又是一段有小的反复的上升线，上升，上升，上升，在1929年达到了最高点。我们是繁荣的，我们是富裕的，我们极度自信。
然而，前进的车轮突然脱落了下来。
蓦然之间，有1200万美国人，即全国每4个养家糊口的人就有一个人，在寻找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作。5000多家银行关门，86，000家企业倒闭，仅仅在1932年，一年间就有273，000个家庭被赶出他们的住所。
在这种蔓延的饥荒和深重的屈辱之中，常常有人叩响中产阶级邻居家的后门，以乞求一点施舍。一些人开始吃野草，一些人则在饭馆后面的胡同里争抢残羹剩饭。骚乱的农场主宁愿把整桶的牛奶倒掉，也不愿以一夸脱两分钱的价格卖出去。很多地方的人们参加了左派或右派组织的革命，到处游行。很多人无事可做，游来荡去。因为所有财产都被抵押而不能赎回，因为税收渠道被封闭和垮掉，州和市政府完全陷入软弱无助的境地。私人救济院也陷入财力枯竭，整个幸福的国家死一般地停滞不前。
只有联邦政府有财力和资源来帮助国家，在富兰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