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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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
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
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
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
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
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
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
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
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
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
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
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
① 关于这次争论的研究，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
年》；又见许华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一些成规》，《哲学论坛》，1。11（1968年冬季），第219—230
页。
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
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
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
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
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
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
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
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
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
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
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
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
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
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
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
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
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
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
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
“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
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
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第9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20世纪
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
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
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
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
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
家都不一样”。①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
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
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
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
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
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
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
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
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
已经指出过的。①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
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
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
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
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此成了社会不满的工
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
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
感觉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
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
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
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
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②——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
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
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
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
统文学又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的为期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
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①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第2版，
第533—536页。
①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
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②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年），
第266—270页。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
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
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
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
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
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
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
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
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
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
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
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
《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
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
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
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
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
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
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
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
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
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
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
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
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
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
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
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页。
① 66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
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页。239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
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页。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
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
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
“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
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
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
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
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
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
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
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
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
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
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
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
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
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
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
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
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