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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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一方面准备战后跟共产党算总帐而大规模扩军。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
队有500万人，消耗掉政府战时支出的70—80％，装备和管理都不好，由于
过度征募农村劳动力当兵，也许已经促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又由于这些军队
集中在中国后方较大的城镇附近，就极大地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跟战前
一样，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既未相应地促进中国的国防，也未促进国民党政府
的稳定。当内战在1947和1948年变得激烈时，军事需求在政府领袖的支持
下破坏了对节节上涨的支出的一切控制。
也是遵循战前的模式，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征税筹款，而这些税主要
是递减的间接税。（一个例外是上面讨论过的战时田赋征实；不过，这使穷
苦农民所受的打击比富人沉重得多。）特别是不设法向那些利用通货膨胀大
发横财的企业家和投机家征税。1945—1946年，在抗战结束和内战开始之
前，当政府回到从前的敌占区时，中间的间歇无论多短，出现了一个实行彻
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弥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机会，但没有抓住它。
不过，战时和战后的政府支出不是靠税收而主要是靠银行预支筹款，从
而导致纸币发行的不断增加。卖公债，即使是强制分配，以1937—1945年来
①　关于战时和战后的财政和通货膨胀，见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和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
说，只及累积赤字的5％，而在1946—1948年间还要少。在1942年把发行
纸币的专有权交给中央银行以后，甚至连把债券存入银行作为预支担保的手
续也免了。为弥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维持法币的国际价格而采取的出卖外汇
或黄金以及战后进口货物等办法，只起到耗尽这个国家积累的外国资产的作
用，在打败日本人之后，这些资产本来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
当然，通货膨胀是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引起的过度货
币需求造成的。在战争时期，后方消费品工业的产量有程度有限的增长，但
绝对数量不足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消费品大多是私营的小公司生产
的。对照之下，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主要是政府或半官方机构。大体上
跟战前一样，没有有效的政策，使珍贵的资金用于最紧要的需求。总之，战
时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小工业基地，当政府迁回中国沿海时实际上被抛弃了。
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收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所抱的希望，被事
实残酷地粉碎了：苏联从满洲搬走主要的工业设备；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农
村的许多地区拒绝向上海的纱厂供应原棉；全国资源委员会和接收敌伪公司
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无能和腐败；在战争结束时，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计
划来分配可以利用的外汇资源；国民党政府跟1937年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控
制投机、改革税收结构和充分重视发展的经济投资无所作为。
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即使在20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相对小
的。在对各个性质不同的部门的考察中必须计及西方和日本经济冲击的影
响，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达不到的。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1902—1936年
表22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投资类型1902191419311936
直接投资503。2（64）1067。0（66）2493。2（77）2681。7（77）
中国政府的债务284。7（36）525。8（33）710。6（22）766。7（22）
向私人参0。017。5（1）38。7（1）34。8（1）
与者放款————————
总计787。9（100）1610。3（100）3242。5（100）3483。2（100）
资料来源：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
第13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C。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
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根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到1936
年曾达到34。83亿美元，从1902年的7。33亿美元开始增长，1914年为16。10
亿美元，1931年为32。43亿美元（表22）。按人口平均——以1914年为4。3
亿，1936年为5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3。75和6。97美元。这些按人口
平均的金额明显地小于别的“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在1938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债权国投资，1902—1936年
表23（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1902191419311936
英国260。3（33。0）607。5（37。7）1189。2（36。7）1220。8（35。0）
日本1。0（0。1）219。6（13。6）1136。9（35。1）1394。0（40。0）
俄国246。5（31。3）269。3（16。7）273。2（8。4）0。0
美国19。7（2。5）49。3（3。1）196。8（6。1）298。8（8。6）
法国91。1（11。6）171。4（10。7）192。4（5。9）234。1（6。7）
德国164。3（20。9）263。6（16。4）87。0（2。7）148。5（4。3）
比利时4。4（0。6）22。9（1。4）89。0（2。7）58。4（1。7）
荷兰0。00。028。7（0。9）0。0
意大利0。00。046。4（1。4）72。3（2。1）
斯堪的纳
维亚0。00。02。9（0。1）0。0
其他0。6（0。1）6。7（0。4）0。056。3（1。6）
————————————————————————
总计787。9（100。0）1610。3（100。0）3242。5（100。0）3483。2（100。0）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页。
年，印度是20美元；拉丁美洲是86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23美元。
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也许不是最能说明该投资意义的尺度。不
过，可以得到的资料不许可对年度资本流入数字作任何精确的估计，以与国
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非常粗略地估计，30年代初的私人外国净投资略
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占总投资的20％。①就是说，总数很小，但
不是没有意义。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1902—1931年间，当年度新投资的资本流入小于政
府贷款的还本付息的支付和外国商业投资的利润时，就有实际上的资本净流
出。①不过，如表27所示，华侨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所以总的来说
有一个资本流入，这种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
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总值的增长，除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外，似乎是
由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把他们的利润进行了再投资。事实上，有些“外国”汇
款从来没有离开中国，而是被直接付给了在上海或香港的外国债权人，他们
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置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从19世纪
30年代的一个小代理店在一个世纪中发展成为在中国有许多工业和金融产
业的最大的贸易公司，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工商企业投资
表24百万美元；括号内百分数）
191419311936
进出口贸易142。6（13。4）483。7（19。4）450。2（16。8）
银行和金融6。3（0。6）214。7（8。6）548。7（20。5）
运输（铁路和航运）336。3（31。5）592。4（23。8）669。5（25。0）
制造业110。6（10。4）372。4（14。9）526。6（19。6）
矿业34。1（3。2）108。9（4。4）41。9（1。6）
交通和公用事业23。4（2。2）99。0（4。0）138。4（5。1）
地产105。5（9。9）339。2（13。6）241。1（9。0）
杂项308。2（28。9）282。9（11。3）65。3（2。4）
————————————
总计1067。0（100。0）2493。2（100。0）2681。7（100。0）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页。
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开始对它的发展大量投资之前，最大的投资
者是英国（见表23）。英国的直接投资分别占1914年和1931年英国总投资
的66％和81％；在1931年约有一半用在与外贸直接有关的领域，21％用在
房地产，18％用在制造业，5％用在公用事业，2％用在矿业，3％用在杂项。
①　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8—
30页。
①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70—171页。
当1905年日本在南满站稳脚跟后，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
投资（占1931年总投资的77％）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
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在中东铁路上，这
条铁路在1935年卖给了日本。　①
直接商业投资是1914、1931和1936年外国总投资的66％、77％和77
％。出现的差额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借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24）
的数据的再核算，表明1931年这种直接投资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19。4
％；铁路16。0％；制造业14。9％；地产13。6％；银行和金融8。6％；航运
7。8％；矿业4。4％；交通和公用事业4。0％；杂项11。3％。从这些数字马上
就可以看出，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的典型模式相比照，在中国
的外国资本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或种植业。甚至在满洲，
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样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
西亚——外国资本实际集中在出口型实业上，结果是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
展，它使一种或多种农业或矿业的出口产品专门化，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
的经济周期极端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模式的外国投资，据说加强了
本地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是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他们没
有把不断增加的收入投入工业发展，而是跟过去一样，储藏在本国（土地的
积聚，港口的房地产），现在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
外国证券）；和用于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型实业发展的结果把本地资
本吸引到中间的第三活动范围，如外国公司的附属小行业，据说其后果是把
可以更有成果地使用的人才和资本抽走了。在很有限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和
广州附近，上述现象可以在较小规模上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因外
国资本而作重大调整，从而没有把它的命运拴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
上。
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地理分配，1902、1914、1931年
表25（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190219141931
上海110。0（14。0）291。0（18。1）1112。2（34。3）
满洲216。0（27。4）361。6（22。4）880。0（27。1）
中国其他地方177。2（22。5）433。1（26。9）607。8（18。8）
未分配的284。7（36。1）524。6（32。6）642。5（19。8）
————————————
总计787。9（100。0）1610。3（100。0）3242。5（100。0）
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73页。
1931年以前，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如表25所
示。日本人在30年代努力把满洲发展成一个工业基地，上面已讨论过了；外
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表9和表10中有提示。在许多评论者看来，
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这常常等于控制）应对中国现代工业发
①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22页。
展的受阻负主要责任。用这种观点看，中国公司根本无法同外国公司竞争，
因为后者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不
受中国官场的劫掠。与这种“压迫论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1937年以前
的那些年里，华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挤垮，而且在现代部分中保持一个“非
常稳定”的份额。①虽然可以
表26对外贸易额和指数，1912—1936年
时价计算额*贸易总
额指数
数量指数
1913=100
净入口
净入口入超1913=100入口出口
进出口交换
比率（进口
价出口价）
1913=100
191247337110286。782。8103。8112。9
1913570403167100。0100。0100。0100。0
191456935621395。191。683。8103。3
19154544193589。770。396。5104。8
191651648234102。573。7102。3104。6
191755046387104。073。4108。3123。4
19185548669106。966。110。5128。4
191964763116131。375。4140。0134。1
1920762542220133。975。9119。3155。6
1921906601305154。894。7126。9142。3
1922945655290164。4112。6130。5117。7
1923923753170172。2108。5137。3109。1
19241018772246183。91119。6136。6105。4
1925948776172177。1109。9132。9103。5
19261124864260204。2130。5141。198。6
1927101391994198。4154。1108。6
19281196991205224。6131。5156。1100。4
192912661016250234。4139。9149。293。1
19301310895415226。5131。0131。1102。5
续表
①　同上书，第138—141页。
时价计算额*贸易总
额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