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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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
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
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
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
众之间的冲突。5名中国人和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
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
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
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
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
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
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
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4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
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
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
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
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
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
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1
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
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
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
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
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
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
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
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
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
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
华捷报》，1926年12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
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
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
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
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
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
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
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
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
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1月11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
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
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
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
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
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10
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
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1月24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
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1月5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
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家中国银
行中大约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
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
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
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
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
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
作出的。协定预定在1月30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到达
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
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
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
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
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
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2月19日签订，
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3月2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
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
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
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
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
第104—109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
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
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
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
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
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
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
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
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
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
间的分裂、4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
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
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
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
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
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
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
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
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
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
会代主席谭延辏В撬娴诙舜庸阒莩龇⒍�12月31日抵达，中央党
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
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
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
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
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
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
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
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
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
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
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
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共产党的领导成
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
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
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
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
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
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
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
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1927
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
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
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
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
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
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共产
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
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
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
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