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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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
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
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
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
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
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
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
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
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
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
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
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
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
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
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
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188—190
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
观》，第72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
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
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
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
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
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
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
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
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
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
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
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
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
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
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
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
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
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
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
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
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
集体。②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
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
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
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
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
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
骚扰。当1942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
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
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
③ 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9—1444，1944年
9月14日，附件一，第1页。
① 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 第1—9页；高思致国务院：《川
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页；白修德和贾
安娜：《中国雷 鸣》，第11、19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页。
① 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 174—175页。
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
在1938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
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
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
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
精神总动员，像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③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
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
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
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
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
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
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
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
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
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
评。①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
（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
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
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
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
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
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
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
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
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
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
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
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
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
②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页。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 151页。
①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 月），第210—213页；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 第139—141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
案893。00/15319（1944年3月 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
第 6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
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第306— 308页及各处。
② 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 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
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
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
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
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
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
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5万人。戴笠的职
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
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
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
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
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
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
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
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
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
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
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
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
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
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
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
备饭食。 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
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
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
了。①
年》，第386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 主义青年团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