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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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音节的变化。陈西滢谈及徐志摩诗歌的音调时说：“音调方面也没有下研究工夫，因为他喜多用实字，双双的叠韵字，仄声的字；少用虚字，平实的字，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烧钹，很少是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他的平民风格的诗，尤其是土白诗，音节就很悦耳，正因为在那些诗里，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说的毛玻。”除此之外，苏雪林还认为徐志摩在音节上的试验同他在体制上的试验同样勤苦，而且同样具有许多变化。他的音调随着诗的情绪而变化，情绪是愉快的，音节就异常轻快；悲伤的，音节也显得凄凉。如在《雪花的快乐》的第三、四两段音节的轻快，就有雪花随风回舞的感觉。又如徐志摩在《沪杭车中》：“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匆匆、催催，像车轮的声音，接着连用三字短句，形容火车进行的速度。《盖上几张油纸》则连用叠句，如坐在风雪孤坟旁妇人的哽咽。《庐山石工歌》用无数“浩唉”表出汉族耐劳苦爱和平的心声。其他音节优美的也很多。
第五，国语文学的创造。胡适写《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曾提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苏雪林认为所谓国语，不是指的白话文，其实是指的“官话”。在他看来，胡适白话文虽然写得极其明畅流利，用的语言不过是长江流域通行的言语，在加上旧有的白话文学如水浒等的调子。冰心的小说用的语言一半红楼梦，一半欧化的文字，也不是纯粹的国语。毅然肩起创造“国语文学”的责任的，苏雪林认为是徐志摩，虽然他是浙江硖石人，但他的国语说得很标准。徐志摩的小品散文全用国语写作，诗则有的用国语、有的用砖石调子、有的是普通白话。
关于徐志摩诗的精神，苏雪林认为有下列几点：
第一，人生美的追求。
陶孟和说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生命中求得最丰富的经验……志摩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哈代的对照。他咏哈代曾说：‘为什么放着甜不尝，暖和的座儿不坐，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辣味儿辣得口破。’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一般。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
陶孟和的话把徐志摩整个人格都表现了出来。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苏雪林认为他是理想派。他认为，唯美派的文人把自己深深藏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心灵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苏雪林认为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是为了安慰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冻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在这些里面也可以寻找到人生的美。
从徐志摩个人行为来看，他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的追求。虽弄得家庭关系断绝，亲友责难纷至，而他并不后悔。他殉身追求的行为，就像飞蛾投火的勇敢。因此，胡适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一生真是美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第二，真诗人的人格。
苏雪林给诗人人格下的定义是诗人要有热情、要有宽大的度量。
热情是人类事业的原动力。黑格尔说：“世上从没有一桩大业的成功，不需热情。”至于文艺的创作，苏雪林认为如果缺乏热情，就像炼铁成钢时缺乏火力一样。总之，凡是诗人，无不是热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热情化身的化身。热情最具体的表现，是关于两性的情爱。徐志摩诗集中恋歌很多，所以有人批评它为“情欲的诗歌，具烂熟颓废的气息”。徐志摩对于恋爱，并不单纯的肉欲，其实他所祈求的，是由恋爱所得到的灵感，以达到精神上最圆满的境界。恋爱是他的手段，灵感的得到才是他的目的。如在《爱的灵感》这一首诗里，徐志摩把爱是灵感表达得非常明白：“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死/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它那原来青爽的平阳。”
苏雪林称赞徐志摩说永远像春光、火焰、爱情，永远是一团燃烧似的热。他燃烧自己的诗歌发出金色的光，燃烧中国人的心，从冰冷转到温暖，如一阵和风，一片阳光，溶解北极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怜的是最后燃烧了他自己的形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像一只夜蝶飞出天外，在星的烈焰里变成了灰。
另外，徐志摩得心胸非常博大。新文学界的谩骂之风始终伴随着文学界，置身于其中的人不受传染是很难的。但徐志摩始终保持着他博大的同情，受人无理谩骂，也不肯同骂。他的人格他的朋友们很清楚。林徽音说：“我们丢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的可爱的人格。”陶孟和说：“济南号的出险，结束了一个美丽的可爱的灵魂，但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而这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个高贵的人格。”郑振铎也说道：“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失去一位最恳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个心胸最广而最有希望的诗人。”
苏雪林最后总结了徐志摩出现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新诗的滥觞期，徐志摩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个可爱的天才。苏雪林说，徐志摩的出现就如同是五代时的李后主。王国维曾经说说：“词至后主，眼界遂大，感慨遂深，遂变伶人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后主的出现是词的划分时代的界线，而徐志摩是新诗的奠基石，他在新诗界就像李后主在词界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样的不朽！
第四部分 轻轻的，走了第52节 徐志摩其文其人（1）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女神》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