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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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是深受帝国剥削的典型国家。”196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埃斯康迪多的和平队训练营受训时，一位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那位老师曾在玻利维亚生活过，他的所见所闻让我们相信数世纪以来压迫对该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对此我仍然记忆犹新。
完成受训之后，作为和平队志愿者，我前往厄瓜多尔。在那里，我经常想到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从地图上看，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合围成为一个巨大的油炸面圈，里面包围的，就是玻利维亚这个内陆国家。随和平队执行任务时，我曾走遍所有这些国家，但玻利维亚的邻国之一巴拉圭除外。我不想去巴拉圭，这算是一种抗议，鄙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及其所执行的庇护纳粹党卫军军官的政策。我也故意避开了玻利维亚之行，因为来拉丁美洲徒步旅行并曾和我一起待过的年轻北美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较之厄瓜多尔，更为残暴。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眼中，印度安人在厄瓜多尔的受压迫程度已达极点，世界上其他地方印第安人的生活不可能更艰难了。这个国家的富裕精英认为，土著居民还没有演化成真正的人类。和几十年前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所受待遇相似，他们都不享有基本民权。这里盛传一种谣言，说当地的纨绔子弟常玩一种“娱乐活动”：他们会当场抓一个“违法” 的印第安人（如在庄园偷玉米，为的是不让家人饿死），然后命令那个印第安人逃跑，并在他们逃跑时将他们射杀。活动在亚马孙雨林中的石油公司所雇的杀手，干的就是这种勾当。当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消遣娱乐。不可否认，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受到的压迫是如此的深重，但是，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格瓦拉，这名决意要反抗压迫的医生，就将玻利维亚选为他战斗的前沿，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上述观点。于是，玻利维亚的统治阶级开始寻求华盛顿的协助。因为古巴支持切·格瓦拉的活动，所以政府没有把他归为非人类，也没有定义为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将其划为极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政府派出美国最有经验的杀手，势要将其捉拿归案。1967年10月的一天，在玻利维亚一个叫拉伊格拉村庄附近的丛林中，中情局特工费里克斯·罗德里格斯抓获了切·格瓦拉。经过数小时的审讯之后，迫于玻利维亚政府的压力，罗德里格斯命令玻利维亚军队处决了他。那次事件之后，公司帝国对玻利维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周边国家也不断进犯玻利维亚。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经济杀手的我最终还是去了玻利维亚。此行之前，我做过一些调研。我发现那里压迫情形之严重，简直匪夷所思。和平队老师和那些美国游客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事实上，从历史有记载开始，这个国家的暴力冲突就泛滥成灾，要么成为一个接一个帝国的牺牲品，要么被残暴成性的王朝所奴役。
13世纪时，印加人征服了玻利维亚土著民，印加文化成为主流。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军队入侵该地，征服了印加人，被屠戮者数以万计，可谓残暴。此后他们便以铁血手腕统治该地，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随后1879~1935年的数十年间，玻利维亚战争不断，诸多领土相继丧失。太平洋沿岸地区被智利占领，富含石油资源的查科地区落入巴拉圭之手，盛产橡胶的丛林被巴西攫为己有。20世纪50年代，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的改革派政府启动了相关措施，致力于改善多数印加人的待遇，并将压迫劳工成性的锡矿公司收归国有。跨国企业闻讯大怒。1964年，埃斯登索罗政府被一个军官派系推翻。不用奇怪，中情局肯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变和反政变持续不断。
从地理形态来看，玻利维亚被两条平行而又连绵起伏的安第斯山脉分割成三个部分，各地地貌互不相同：中间是贫瘠、荒凉的高原，叫做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西部是亚热带狭长山谷地带；东部则是低地和广袤无垠的雨林。玻利维亚900万居民的大多数是印第安人，他们固守在多风的安第斯山坡上，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勉强维持生计。玻利维亚生活着好几个民族，因此官方语言有三种：盖丘亚语、艾马拉语和西班牙语。玻利维亚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银、锡、锌、石油、水利及南美第二大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的天然气，然而，它却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玻利维亚也是最早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一揽子协议的国家之一。当然，我得为此负一部分责任。
在我于20世纪70年代最终来到玻利维亚之前，惧于切·格拉瓦革命运动的再次爆发，该国的经济精英和军事当局狼狈为奸，组成了联合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残暴统治更是变本加厉。我们作为经济杀手，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寻找突破口，将这个联合政府和公司帝国势力更为密切地整合在一起。和大量的玻利维亚人进行过多次会晤之后，我逐步拟订了行动方案，该方案似乎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众多国家所接受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前身。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一样，玻利维亚当权的统治精英认为，将该国的资源出卖给外资公司的援助计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他们一直对外资矿业公司言听计从，并从中大发横财，这种“利他利己”的勾当可所谓源远流长，是他们让这个国家负债累累。周边那些由来已久的敌国，无时不觊觎玻利维亚的资源，再加上本国土著居民也在威胁中央政府，因此他们一心傍上美国大佬，希望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并在这种相互勾结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财富。他们会效仿苏哈托，将他们的财富投资于美国和欧洲，以此确保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损失，即使玻利维亚未来发生经济危机也毫无影响。
20世纪70年代，在该国完成多次会晤之后，我得出结论，玻利维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时机已经成熟。拉巴斯的企业家和政客，都急于将采矿公司采用的模式进一步推广。尽管这意味着出卖他们祖国的主权，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种模式将减轻他们的负担：再也不必通过征税和资本市场来募集资金，也不必倚靠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来发展水利、排水、电力设施、交通和通信网络，甚至教育系统和刑事制度。他们也深知，在我的帮助下，他们将获得利润丰厚的转包合同，他们的子女将免费入读美国学府，不用花一个子儿，此外还会在我们美国最知名的工程建筑公司获得实习工作。因此，他们急切地批准了针对外资公司的税收减免措施，毫不费力地同意对美国进口产品敞开大门，降低进口关税，与此同时还接受美国对玻利维亚产品的高关税政策。从本质上说，玻利维亚的经济精英、军事当局联合政府，已随时准备接受事实上的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政策，接受条件是，这种政策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伪装之下展开，如“治理有力”、“经济稳健发展”及“结构调整”。
政府通过立法，准许建立合资公司、吸引外资并解除货币兑换限制不久，玻利维亚最大的五家国有企业就被私有化了。此外，玻利维亚政府在1990年宣布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进一步把多达150个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后来，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一段趣闻—玻利维亚最有权力的事业公司，邀请我出任董事长。众多美国政府决策者卸任后，即担任薪水优厚的公司高管，由此可见美式官商“旋转门”①之一斑。
1990年，卢卡帝亚国际公司—这家美国公司与我联系，问我是否有兴趣担任他们全资子公司—玻利维亚电力公司（COBEE）的董事长。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善于并购问题公司，然后将其整合成盈利中心。在2004年，卢卡帝亚公司获得反托拉斯准许，收购了全美长途运输公司排名第二的世通公司50％以上的股份，一举成名。这家公司的代表向我透露，我似乎是管理玻利维亚电力公司难得的合适人选。不错，我过去曾参与精心策划适合玻利维亚的结构调整计划，除此之外，我还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我曾在美国创建独立电力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成功运营这家公司（该公司是我离开经济杀手队伍后自己创建的，但因为我以前担任经济杀手的关系，积累了诸多人脉和资源，公司因此受益无穷）；第二，我可以说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文化了解精深；第三，我是前经济杀手，因此是争取扩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所需的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贷款的理想人选。
在美国东海岸与该公司代表面谈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将我和家人（我的妻子威尼佛雷德、7岁的女儿杰西卡）送往盐湖城的一栋别墅。这里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卡明和他的妻子常住的地方。与几个公司高管寒暄一番之后，我们随卡明家人前往专用餐厅，享用五道菜的正餐，全都是他们的家庭厨师和工作人员下厨准备的。随后卡明和我前往他的办公室私下面谈。中间某个时候，他的一个助手过来打断谈话，解释说他收到了来自拉巴斯的传真，他的西班牙语翻译出去看医生了，因此他希望我能够替他解围。在我用英语大声读完那个传真后，不禁揣测：我的西班牙语能力正在接受检测。
毫无疑问，我通过了这个测试，其他测试也是一路过关。那次盐湖城会晤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又为我们三人安排了玻利维亚之行。
我们降落在埃尔阿托机场，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海拔这么高的机场之一，海拔接近13 000英尺（约合3 962米）。走出海关大厅时，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即将离任的总裁携妻子来迎接我们一行。在该国逗留期间，他们和公司其他高管对我们的关照，几乎可与皇室成员享受的待遇相提并论。他们亲自陪同我们参观各具特色的地方：当地市场，博物馆，殖民风格的教堂，只有像杰西卡这样的孩子才有机会入读的、提供美式教育的贵族学校，那些热切地欢迎我们成为会员的、专门服务于精英的乡村俱乐部，环绕拉巴斯周围的山上的自然名胜景点（包括月亮谷中那些被侵蚀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形状的砂岩）。他们也带我们参观了发电厂和变电所，还沿着拟建的传输线路一路观光。
一个雨天的下午，天气很冷。一位公司高管宣布，他将带领我们参观“我们核心业务所在地”。此刻我想到的是，我将见到最现代化的工程奇迹。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司机带着我们在毛毛细雨中行进，最后来到了位于拉巴斯市中心的一家商业银行。
只见印第安人排成弯弯曲曲的队列，沿着银行建筑旁边一直延伸到街区之外。为了稍微躲避湿冷的雨点，他们挤做一团，有的人在头上顶着摊开的报纸。他们身穿传统服装，或羊毛裤，或裙子，有的还披着南美特有的防雨披风。我打开一点窗户，一阵冷风迎面扑来，夹杂其中的，还有羊毛湿透和身体散发的异味。这不免把我带入西班牙统治他们的时代，他们一个接一个排成长长的队伍，开发锡矿。眼前，他们一个一个排在那里，不说一句话，不时向前挪动一步，眼睛则朝前面看去—银行的大门，门前有几个警卫荷枪实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沿着队列，有几十个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一旁；不少妇女的肩上都绑着围巾，围巾里面包裹的是小孩，围巾还在不停地滴水。“他们是过来支付电费账单的。”那个高管向我解释道。
“太落后了。”威尼佛雷德嘟哝道。
“恰恰相反，”那个高管纠正了她的说法，“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和农村里的同胞完全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们拥有乡下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连入了电网，能用上电。”
返回办公室的途中，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位高管转过来向我们透露说，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通过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定期将成捆的钞票送回美国—就是那些艾马拉人和盖丘亚人排队交上来的钱。“这个子公司为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可观财源。”他喜不自胜地补充说。
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他们用电的唯一途径不过是一个灯泡而已，但是他们每个月都要不辞劳苦、朝圣一般去银行缴纳费用；他们不会收到对账单，也没有信用卡，他们会耐心地排队，然后用现金缴付账单。
那晚，在回到酒店客房后，威尼佛雷德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