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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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他时，他曲曲折折地讲了他的理由。“我很久以来都不愉快，”他说。“你们现在长大了，能够应付这一变故，我该为自己着想了。我这样离开是因为这是不让你们的母亲难堪和伤心的最好方式。”仿佛我们受到的打击还不够大似的，我们的父亲继而坦白，他已经和另一个女人来往了两年，一个叫玛丽安的匈牙利女人。尤其激怒我的是，他还透露他曾秘密安排她在剧院坐在我们旁边，好让她审视我们。我们又是理论又是哄骗了两天，最后只能放弃，决定回纽约安慰母亲。
我母亲甚至没有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怕影响我考试，这是她努力保护我的方式。我们坐在她面前时，她尽最大的努力以勇敢的表情面对我们。“回学校去，”母亲恳求我们。我不能理解父亲怎么能对母亲如此自私和残酷，受到背叛和抛弃的感觉令我非常痛苦。我最后回到了康奈尔，但我的最后一学期混乱不堪，因为我既要尽力完成学业，又要帮助母亲处理离婚的事情。
父亲不但抛弃了母亲，他提出的吝啬的离婚赔偿尤其令人恶心。他那时有些钱，但一开始他只提出把布鲁克林的房子给我母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说我母亲过得很节俭，因此没什么生活需要。最后我母亲接受了离婚协议，得到房子和5万美元。她在那所房子继续住了很多年。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使她饱受痛苦，她再也没有结婚。
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对父亲既鄙视又内疚。从他离开母亲的那一天，即使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他的缺点也变得异常明显。我痛恨他的缺乏责任心和忠诚，以及自私的生活方式。我再也不能指望加入他的钢铁进口公司，更不要说请求他的经济支持。作为成年人，我知道他的不道德行为如何毁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以及他随意花钱的方式如何侵蚀了他的第二家公司。父亲或许教会了我努力工作的重要性，或许他还给了我他的开朗性格，但最终，他主要变成了一个负面榜样在一切东西之外，我首先切身学会了在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忠诚和道德的重要性。
我生活中的打击不止于父母的离婚。琼妮和我计划在我毕业后一周结婚，但临近期末，我收到了更多的意外消息。每个人都在毕业典礼前收到了装在信封中的毕业证书。当我打开我的信封时，里面只有一张通知，说我不能毕业，因为我没有完成成本会计课程。我在父亲离开之后为了安慰母亲而错过了期末考试。回想起来，事情非常讽刺。但在当时，这可不是好笑的事。我的指导老师曾错误地向我保证，我有足够的学分毕业，因此这一消息令我全然无措。没有毕业证书，我就不能按照计划获得空军任命，并且不能毕业只会使我未来的岳父岳母更加看低我。
最后，我可以在毕业后一天补考，但不得不等到9月才能拿到正式学位。49年以后，颇有意思的是，康奈尔大学校长亲手为我颁发了文凭原件，作为对我对这所学校的支持的表彰。接受这一礼物时，我特意指出，康奈尔教会了我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官僚作风的害处。我还开玩笑说，这份文凭“有点晚”，“我会亲自把它带回家，因为上一次它似乎在邮递的过程中弄丢了。”
在我的未来仍然不定的情况下，琼妮与我在6月结婚了。我们的婚礼以及蜜月非常棒。我们在艾塞克斯酒店举行的仪式小而雅致，有大约50人参加，大部分是亲戚。我的大学室友兰尼是我的伴郎，海伦则是琼妮的伴娘。我的父亲按照一贯的作风没有出席婚礼，因为他决定去墨西哥迅速完成再婚。他在我们后一天与玛丽安结婚，不过他派来了一名摄影师，这样他自己就能有我们婚礼的照片。这是最好的情况，因为我肯定他的出现会毁了我母亲当天的情绪。
虽然那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与我父亲的争吵，琼妮的父亲仍然愿意为我们的婚礼和礼物花费5000美元，并让我们选择如何分配。最后我们接受了3500美元的现金。我岳父坚持代我们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因为他瞧不起我在财务方面的判断力。我父亲虽然没有出席婚礼，但仍然兑现了送我们一辆车的承诺，一辆水星敞篷车，排档装置有点毛病，所以只能往前开。我们的新婚之夜在艾塞克斯酒店度过，然后我们去了凯茨基尔的康歌德酒店，琼妮在一次电视知识竞赛中赢得了该酒店一周的免费住宿。
在山里度过一周之后，我们前往佛罗里达开始两个月的悠闲度假，把整个州都玩遍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经历了一件难堪的事。我把在婚礼上收到的礼金存在纽约的一个储蓄账户里，并以为我签的支票能从这个账户取钱。结果，我们意外地发现付给一家家汽车旅馆的是空头支票。我永远忘不了到达马拉松基的杰克塔汽车旅馆时被指控支票欺诈的情形。幸运的是，我们让他们相信了我们的无辜，并偿还了债务。这可不是我未来成为银行家的好兆头！
那年8月从我们漫长的蜜月回来之后，琼妮和我与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每周的工作日我们与我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琼妮还在布鲁克林学院念书，从母亲在富拉特布什的房子去学校更方便一些。周末我们就住在琼妮在她父母家的卧室。一个月后我才拿到大学学位，之后我仍然打算加入空军。
与琼妮的父母住在一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与他们的关系仍然紧张，因为他们显然很在意他们的新女婿没有工作，差一点大学没毕业，而且父母离异。他们认为我配不上他们的女儿，并且基本上不掩饰他们的不满情绪。更糟的是，琼妮的床有轮子，而地上没有地毯，我总是怀疑她父亲在墙上安了一个听诊器。我找了一份提成的工作，卖《大纽约工业名录》（The Greater New York Industrial Directory），但我讨厌它。在十天仅卖出一本之后，我辞职了。在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情况下，我会去游乐厅玩游戏。我还记得每天如何编故事说我当天干了什么，使琼妮的父母不至于将我看得更低。
一天，我经过巴奇公司（Bache & pany）时朝里面看了看。噼啪作响的报价机和人们工作的嗡嗡声看上去很有趣，于是我询问父亲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他的妻子玛丽安很快把我介绍给一位朋友，后者正好是贝尔史登（Bear Stearns）公司的一名经纪人。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份送信人的工作，每个月挣150美元。和我最初一起工作的人大部分做的是社会保险基金，但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很快，我就成了保证金簿记员。
股票经纪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行业。我经常在午餐时间去感受“行情室”的氛围，那是股票经纪人工作的大厅。有一个两面都是玻璃的隔墙。一边是推销员和交易员，另一边则是公司的传奇领导人，塞·刘易斯（Cy Lewis），一个浑身散发权威的高大男人，不断向他的交易员大声发出指示。塞旁边是一个年轻人，爱斯·格林伯格（Ace Greenberg），他后来成为贝尔史登的CEO。保证金簿记员的工作教会我关于这个行业如何运作的许多东西，并使我充分了解一个强大的后台办公室的重要性。作为保证金簿记员，我会从经纪人那里接到询问他们的客户有多少钱可以用于投资的电话。那时还是前计算机时代，我不得不完全依赖手工计算来匹配股票和根据保险金率计算客户的借款能力。
我刚刚熟悉工作就接到空军的报到通知。由于我的上一次体检已经过去一年多，我被要求先去长岛的米切尔空军基地接受必需的检查。我意外地没有通过体检，因为我的龋齿需要根槽手术。到1955年秋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已经开始裁军，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获得了改变主意取消服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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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一年前在夏季训练营毁了一架T…33飞行模拟器之后，我就开始重新考虑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想法，而我目前在贝尔史登公司的正面经历鼓励我考虑一份不同的职业。最后，我咨询我的老板，问他是否认为我能够在经纪业干出来。在他的鼓励回答下，我决定交回我的空军徽章。这一系列改变我命运的事件安排得多么有趣：首先，父母离婚，迫使我推迟毕业，从而推迟了我的服役，现在，一个小小的体检就把我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学习备考经纪人执照。6月，我通过了考试。贝尔史登将我调到位于华尔街1号的经纪部门。我兴奋不已，为我的快速进步，也为我终于来到金融世界的中心。拿到执照和仿佛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的感觉棒极了。作为一名年轻的经纪人，我工作非常努力。我仍然非常害羞，琼妮极大地帮助了我。她会每天敦促我与客户冷静地通话，了解客户的情况。她的话语仍清晰地萦绕在耳边：“你今天给某某打电话了吗？一定要跟进！”
我从来没有详细的打电话计划；相反，我把每一个可能的人变成我的客户，开始主要是家里的朋友，然后是我经常光顾的餐馆的侍应生和领班。最初，我的客户中有大概五分之一在餐馆工作。时不时会有一些惊喜，比如吉米拉格朗日餐厅的领班交给我一个拥有价值10万美元AT&T股票的账户。
我的第一年有起有伏。我清楚地记得因为买进了错误的股票导致客户亏钱而失眠。有一阵我不敢去外面吃饭，因为我知道要面对我的侍应生客户。不过，努力掌握了公司的投资研究方法之后，我很快暂露头角。1956年9月，我的收入使琼妮和我能够住得起一套我们自己的公寓，谢天谢地，终于能够摆脱与她父母同住的别扭。我们在东洛克威的新公寓每月租金135美元，是我收入的一半，但它所带来的独立性值这个价钱。就在我们搬家前夕，琼妮生下了我们的儿子马克。初为人父的感觉很幸福，责任感则鞭策我更加出色地工作。
我继续扩大业绩，1957年为公司带来了25000美元的佣金收入，这意味着我能够拿回家7500美元。我干得不错，但1957年对股票市场而言是不同的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脏病逆转了投资者信心的高涨，由于交易量萎缩，道琼斯平均指数这一年下跌近13％。1958年初，我仍然很紧张，我的一个叔叔鼓励我考虑加入一家以其所有者弗兰克·拉格朗日（Frank LaGrange）命名的小经纪公司。这是一家只有三个人的公司，但吸引我的是7500美元的底薪加上利润分红。我保守地认为，这样的报酬结构能使我不受市场逆境风险的影响。
在拉格朗日公司的工作总的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我的老板偏爱铁路和糖业股票（这是前卡斯特罗时代），我则对新兴公司和技术型公司着迷。我经常在午餐时在外面与隔壁的昂特伯格托宾公司（Unterberg Towbin）经纪分析师分享对股票的看法。汤米·昂特伯格（Tommy Unterberg）与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会经常睡在我公寓的沙发上，这样我们第二天就能早起开始对附近公司的研究。弗兰克·拉格朗日不允许我与技术股分析师朋友们粘在一起，认为我应该关注更稳健的公司。更糟的是，他还讨厌我抽烟，并不断抱怨他妻子不喜欢他衬衫上的烟草味。另我措手不及的是，当股票市场1958年大幅复苏时，我受到了双重打击。市场全年上涨了34％，使我最初离开贝尔史登的理由不成立。我本以为能够得到丰厚的分红，却在拉格朗日宣布没有利润可分时感到彻底的欺骗。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出路。伯纳姆公司（Burnham & pany）的销售经理已经一连几周打电话说服我跳槽。他针对我所讨厌的拉格朗日公司的一切进行游说，鼓吹伯纳姆公司的家庭式公司文化，选择股票的多样性，以及大家长式的创始人。销售经理向我保证，以我的能力和伯纳姆公司的支持，〃你的业绩会是现在的三倍，我保证。〃通常这样的话会让任何人起疑心，但我上钩了，并且毫无悬念地，我的佣金业绩让我在1959年拿回家25000美元。当然，当年的佣金是固定的，并且实际上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