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秘密(秘鲁)赫尔南多[1].德-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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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似乎没人能得到确切的数据。事实上，没人真正知道如何评价穷人的所作所为，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很显然，对于我和同事们来说，现在正是抛开书本、学术性杂志以及政府的大量统计数字和图表的时候，去访问真正68
第四章政怡上的盲点
了解这些问题的专家：穷人自己。我们走上街头，去观察，去聆听，很快就开始发现一些不同的事实和数据。例如：秘鲁的建筑业正在衰退。建筑物倒塌，工人们被辞退。然而，让人惊奇的是，销售建筑材料的公司的收银机还在丁当作响。事实上，水泥的销售量正在上升。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穷人们买的水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买来成袋的水泥，用于房屋、建筑物和企业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并没有经过合法的登记，领不到所有权凭证，因此也就无法显示在政府、经济学家和统计人员的电脑屏幕上。我们开始明白，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一种生气勃勃的、独立的、官方看不到的不合法经济正在逐渐发展。例如在巴西，建筑业在1995 年只增长了0 。 1 ％ ，而次年头六个月的水泥销售量却增长了接近20 ％。根据德国人摩根？ 格伦费尔（Morgan Grenfell ）的分析，其原因在于，60 ％一70 ％的建筑工程从未进人官方记录系统⑥ 。秘鲁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开始懂得，不合法的社会部门根本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间题。事实是，在最近的40 年里，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了历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些变革；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国民也在过去的10 年里，再次看见他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援地的变化。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使看似永恒不变的秩序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我们中有些人并没有真的看到这些情况；有些人看到了，但并不认为这些情况会持续下去。
成长中的城市
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的发展运动起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在中国，这场运动则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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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将要提到的各种原因，原先自给自足的社会开始试图在城市内部或者城市周围进行融合，把促使他们处于分离状态的潮流倒转过来。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几百万中国农民已经开始聚集在城市周围，根本不理会法律的规定。《 北京青年报》 曾报道说：“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已经失去了控制。”⑦ 地中海周围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亨利？ 博尔德里克（Henry BOldrick ）的文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进发，在政府土地上建造自己的住房。这些自发出现的定居点现在至少已经容纳了土耳其半数的城市人口。尽管有些定居点已经部分合法化，并能相应地得到一些市政服务，但大多数定居点还没有这样的好运气。⑧ 在菲律宾，部分媒体似乎已经在表明立场。《 商业世界报》 呼吁政府“制止把城市挤到爆炸临界点的趋势… … 人们看到用混凝土和空心砖建成的棚屋，然后开始困惑不已。政府对无家可归和城市不合法居民这些日益增长的问题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⑨
在南非，一些观察家（包括我自己）已经开始认为，不合法的房地产部门即将迎来第二个鼎盛时期。1998 年，《 新闻周刊》 报道说：“越来越多的黑人挤满了坐落在南非每一座城市周围的不合法定居点和棚屋区。在种族隔离政策下，种族限制法案把许多黑人限制在乡下，但他们现在能自由活动― 只不过活动得不太舒服。’，。《 经济学家》 杂志证明了这个趋势：“尽管反对白人的政治暴行从未真正出现过，但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使贫穷的黑人更加容易进人富裕的白人居住区。”⑧
埃及的知识分子和技术统治论者目前似乎已经意识到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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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根据最近的报告，“埃及的全部城市人口（在1947 一1989 年间）已经从620 万上升到2 346 万。”。杰勒德？ 巴塞勒米（Ger 叮d Barthel ？ y ）搜集的数据表明，海地太子港大都会地区的居民人口已经从1950 年的14 万上升到了1988 年的巧5 万，现正接近200 万。巴塞勒米估计，这些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棚户区。
墨西哥的私营部门已经对不受法律支配的现象具有越来越多的认识，正积极地参与相关活动。根据一篇新闻报道所说；
1987 年，私营部门经济研究中心（CPSEIS ）的研究报告估计，不合法的非正规部门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占墨西哥官方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8 ％一39 ％。该中心1993 年的研究报告估计，全国就业人口有2300 万，而在没有登记的非正规部门内就有800 万。安东尼奥？ 蒙蒂埃尔？ 格雷罗（儿lto nio Mentiel Gue 二ro ）说：“每一家正规企业周围都有两家非正规企业。在墨西哥城的联邦区大约有35 万家小型非正规企业，人口为800 万左右。”格雷罗是墨西哥城小型企业商会（CANACOFE ）的主席；这一组织代表了16 ； 7 万家正式登记注册过的企业。对于墨西哥城大都会地区内的2000 万人口来说，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因为管理并不规范的棚户区还在发展，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外围。。
在发展中国家，不合法地区的特色在于，城市周边拥挤着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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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低廉的房屋和大量工厂，成群结伙的商贩沿街兜售货物，不计其数的小公共汽车在其中穿梭，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凭空出现的，推动着城市的边界向外延伸。小工匠们挟着工具，形成一股股人流，扩大了城市内部活动的范围。在基本的货物生产和服务之外又添加了具有独创性的地方活动，为建筑业、零售业、房屋和交通的某些方面带来巨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周围一度平静的地区己经成为城市最新的发展地区；按照欧洲风格建造起来的城市除了具有更加嘈杂的地方特点之外，还掺杂了对美国社会风格的机械模仿。
单单是这些城市的规模就已经给居民带来了许多机会。新兴的企业家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往往出身卑微。人们的上进心也得到了提高。消费模式和旧的城市社会所专有的奢华享受已经被其他更具广泛性的事物所替代。
向城市进军
当然，在解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所出现的变化时，人口迁移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然而，人口迁移的原因却没有定论。各国都有评论家站出来，提供各种解释：战争、农村改革计划、农村改革的不足、外国禁运、开放国际贸易、恐怖主义、游击队、道德沦丧、失败的资本主义、失败的社会主义、退化的价值观、甚至还有低俗的品味（农村这么好，值们为什么不干脆留在那儿）。
不过，人们至少已经就一些常见的原因达成一定共识。对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浪潮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道路状况得到了改善。修建桥梁道路及把分散的道路连接成高速公路，唤醒了农村人口不断增长的欲望，使他们急于发现道路通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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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哪里。于是，人们开始向城市迁移。其他通讯手段的发展也为成长壮大中的人口迁移提供了额外的动力；特别是收音机激起了对增加消费和收人的期盼。无线电波传播到几千里之外去宣扬城市生活中的机遇、快乐和舒适。任何人只要有勇气沿着道路向前迈进，就能拥有现代化的生活。
人们目前还相当普遍地认为，在许多国家里，人口迁移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农业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及某些传统农业作物的市场情况不稳定，造成农村劳力大规模失业，使一大批准备去拓展新疆界的人从传统的住所上得到解脱。
农村地区也存在所有权的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开始漫长而复杂的农村改革之后，也只是使一直都存在的获得农业用地的困难性变得更加复杂，并最终使情况加剧恶化。许多人无法在农村获得土地或者找到工作，于是选择迁移到城市里，努力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掌握他们一向都得不到的财产所有权。
人们离开农村的另一个强大动机是，在大多数主要城市里，婴幼儿的死亡率比较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中医疗服务开始完善，城市与农村中婴幼儿死亡率的差距在逐渐加大。城市里的工资待遇较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例如在拉美，到1970 年为止，离开农村到大城市里从事半熟练工种的人的平均月收入能增加到原来的2 一3 倍。那些能找到正式工作的移民的收人可能会是原先的4 倍；专业人员或技术人员的收人甚至会是原先的6 倍。较高的工资抵消了失业的风险：一个普通移民只要在城市里工作两个半月，就能弥补失业一年所造成的收人损失；只要工作四个多月，就能弥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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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失业两年带来的收人损失。情况就是如此。遥远的城市里的生活不仅仅只是看起来较好，事实上也确实不错。就连发展中世界里官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也变成了人口迁移的动机。重新分配的权力仍然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人们渴望接近政策决定部门，大部分有能力为人们提供建议、回答人们的请求、为人们发放许可证的政府办公室坐落在城区，找到一定层次的工作的可能性等，使正在成长中的政府变成了促使人们放弃农村生活的额外动机。不管城市生活有多么艰难，移民们满怀希望，认为他们的孩子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城市里，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更加完备。对那些自给自足的、处于半就业状态的农民来说，教育越来越变成一项有价值的、能带来生产力的投资；而城市里就有很多受教育的机会，包括中学、职业训练中心、高等教育学校或者机构、大学等等。
因此，人口迁移根本不是一个无理性的行为，而是出于一种“群集本能”，是农村人口在对目前处境和城市中的潜在机会进行精心的、理性的评估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他们认为，不管怎样，向更大的市场迁移和市场专业化分工会有利于他们自身。但是，迁移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
穷人回家
移民们到达城市后，遇上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们很快地认识到，尽管城市中有权有势的人认为农民们浪漫、柔弱，也会很快地承认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幸福，但他们情愿优秀的农民能在家乡寻找幸福，而不是蜂拥到城市里来。农民们不应该到城市来寻找现代化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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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每个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都已经开始了把现代化引入农村的发展计划。
但针对移民们的最大敌意来自于法律制度。最初，法律制度能够轻易地把他们吸收进来，或者不加理会，因为到城市里来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儿乎不可能会破坏现有秩序。不过，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法律制度无法再保持无动于衷；新到的移民们发现自己被排斥在合法建立起来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之外。他们很难得到住房，也无法进人正规的商业领域或找到合法的工作。原因非常简单，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制度多年的发展只是为了满足和支持某些城市团体的需要；应付农民的需要是另外一码事。只要这个法律制度能发挥作用，它暗含的法律歧视就不会暴露在表面上。然而，农民们一旦在城市里定居下来，正规的法律制度中包含的隔离政策就露出了狰狞的而目。至少从外面看来，突然之间，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了“钟罩”。
某些前苏联国家也面临着所有权制度的混乱，而且至少有部分杰出人士已经认识到了整顿这些混乱状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根据19 ％年的报告，“在俄罗斯，保护土地所有权的机制尚未成熟… … 在许多地区，土地的登记部门必须有别于房屋登记机构。面且，办理登记后所得到的法律保护还不明确… … 政府必须从零做起，制定出保护和使用土地所有权的程序和规罩… … 土地可能是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源，整个国家经济和民主社会都建立在这一资源基础之上… … ”。在我们对整个第三世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法律制度所强加的规则超过了社会可接受或可能接受的范围，就会改变那些被排除在法律之外的人们的愿望，不合法的活动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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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大量增长。我们从第二章了解到，我和同事们在各个国家不合法的社会部门内所做的研究和实验证明，影响人们进人合法所有权制度的关卡阻碍往往令人畏缩，而且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