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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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粮——包谷1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8）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9）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用作账务处理。（10）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18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6包计6市斤。全大队286户，每户平均2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两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写完此文，1962年5月10日在大队办公室，杨伟名把文章读给支委们听，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根离也在文后签了名。 毛泽东怒了。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任何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杨伟名的苦日子渐渐来了。但还是有人敬仰杨的伟名。 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比杨伟名几乎小20岁，他在前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专案调查团看到了《当前形势怀感》。1967年10月刘景华来到杨家，一老一少谈到天亮。 刘景华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他家里搜出了与杨伟名的通信。有人断言：“大鱼露头了！”1968年5月，户县城里开始揭批一个农民加一个学生组成的反党集团，《当前形势怀感》作为黑材料再次广为人知。杨伟名被连续几天批斗。杨还听说刘景华被判死刑。 5月5日晚雨下个不停，杨伟名晚饭只吃了一碗。下半夜，杨伟名的儿子听到母亲刘淑贞拉风箱的声音，刘说：“你爸要洗脚，我烧点水。”又过了会儿，父母屋里传出了呻吟声。儿子和两个女儿破门而入，一股浓烈的农药味。 杨伟名、刘淑贞双双洗净身体，换上干净衣服，在风雨之夜服毒自杀。一个大事上从不糊涂的女人，跟着丈夫走了。 第二天送葬时，有这样的大标语：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雨仍在下。 【透视】18人的工作组管不住20户农民 一张皱巴巴的纸，签着18个人的名字。如今这张纸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起来了，说是这18个人在1979年前后冒死把地分了，这纸是个契约，谁被逮了，其余的人养他的家小。 这18个人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 凤阳人一定天生就喜欢自己单干，就像安徽无为人喜欢外出当保姆一样。 1957年正是全国大踏步地走进人民公社的年月，而凤阳却发生退社风潮。 鲁山社是1956年1月办起来的，全社375户1708人，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一点。当年秋收后便有人吵着要退社，秋种也搞不下去了。次年2月，连续发生退社风潮，哄闹乡社干部和工作组。 社员要求退社的原因是：办高级社时干部强迫入社；领导乱指挥造成生产混乱，全年少收粮食40万斤；耕牛死亡严重，缺草料；干部自私不劳动却生活好，作风不民主；单干户生产好生活好，还有多余的草料卖给社里，借钱给社员。 小岗村也闹了起来。队长在辩论中说了一句“现在小岗全队打的粮还不如我家以前一年打的多”，正巧城里反右的风刮到乡下，就把队长捆到乡里开斗争会。对那些想退社的社员也一一开了斗争会，把退社风潮压了下去。 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却一落千丈。秋季水稻几乎没有收成，粮食生产由1956年的16．5万斤降到10万斤，第一次吃了国家返销粮，有人外出讨饭。 人民公社后社员干活儿记工分，一个劳动日挣满分也才值一两毛钱，一年也只能分个一二百斤粮。所以许多农民宁肯每天给生产队交1元钱，也要外出做木匠做瓦匠，甚至讨饭。当时有一顺口溜：“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 上头并不是不想管，《皖东通讯》曾通报过小岗村，并把农民的小农行为抬举成搞资本主义的典型，一个20户的小村，曾被派去过18人的工作组，先后换了15个队长。 但就这么折腾，农民觉悟也没提高，乍暖还寒的1978年，小岗村又闹将起来。 万里一定也觉得天还冷，所以从下面先干起来再说，万时任安徽省委书记。1979年1月5日，万里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1980年9月14日，中南海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危险的是人民公社。1980年4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到最后一个摘掉牌子，几乎又过了近20年。 当然，没有人民公社这个牌子也能搞集体经济，比如叫农工商总公司。
回首已经千年第151节 做工 实业之舟老在水里打转
做工 实业之舟老在水里打转 千年前哪国造船产业最发达？是中国人。宋朝造的“万石船”可载漕粮数百吨。南方还有一种车船，人力踩动踏板，带动翼轮激水行驶。当时冶矿业也很发达，金银铜铅锡铁煤。多数冶铁炉以石炭作燃料，鼓风设备已由皮囊改为木风箱。 军工受到重视，每年能制造铁甲3万余具，弓弩千余万具。火炮用于攻城，其中还有能致敌中毒的毒药烟球。此外，纺织业、制瓷业、制盐业、造纸业、印刷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等都已颇具规模。 但这些家庭手工业或工业作坊没能发育成现代工业，中国这条大船老找不到航线。 虽然宋朝工业很朴素很幼稚，但一开始就不是纯净的自由经济，比如官府就喜欢到处插一杠子，比如官府就禁止民间开矿。 清朝雍正皇帝也不喜欢谁都去开矿。1724年9月，他说：百姓生养的根本在于务农，如果大家都舍本求末，争夺眼前的利益，不肯下力气务农，实在不是正道。而且矿砂是自然物质，不是可以种出来的，怎么能取之不竭呢？至于税收，我富有四海，用得着这个吗？为可怜那些无业者，让他们在深山里开一点矿寻口吃的也就罢了，何必招商开厂，让大家蜂拥而去，岂不坏了安定团结！ 直到1740年前后矿禁才开了。历史学家高王凌认为，此政主要是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 1983年前后，中国的煤矿也对乡镇企业开放了，当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此政着眼点一是解决煤炭紧张，二是给农民兄弟开一条致富之路。 话说回去。真正让雍正们把工业把矿业当个正经事来办的是洋人。 ⊙李鸿章单打独斗国企梦 1840年洋人坐着大船打进来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以极大刺激，官府出头办实业了，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了一些轮船运输、棉纺织业、矿业，等等。 官府一定自我感觉很高尚，比如李鸿章：“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徐图自强之计。”上层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护国有企业。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要求10年内只准国人入股，不能另外再办什么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搞开平煤矿，清政府给予“距唐山10里之内不准他人开采”的特权。李鸿章又闹了个轮船招商局，又规定50年内只准入股不设分号。 李鸿章一定是很崇尚计划经济的，但他的想法与传统经济不对路子，他的轮船招商局虽然没有官资出来竞争，但一条条不起眼的沙船却对李先生不客气。 沙船业曾经是上海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一个行业，漕运是它的主要营生。西式夹板帆船被蒸汽动力轮船赶走了，李鸿章的招商局也要对沙船动手。但不管谁做官都希望天下太平。虽然招商局是清政府的亲儿子，但也要给老儿子沙船一口饭吃，要在新式企业和传统经济之间找一个平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江浙两省每年北运的漕米有数百万斤，而直到1876年，招商局在这数百万中只分到二三十万石的业务，其余大部分仍由沙船揽去。总不忍心看着那许多沙船职工下岗吧。 令招商局头痛的不仅仅是沙船，更多的是洋人——洋人更不想和李先生团结一致。 比如英国人不听招呼，1876年在上海建成吴淞铁路。中国人照会说侵犯了中国主权，人家不理，没辙，中国人花钱把这铁路买了来，然后就不知该把这邪魔之物怎么办了。末了拆了运到台湾，在海边没保存好全让海水泡烂了。 窃以为，如果那会儿留住了，将来建台湾海峡大桥，没准还能用得上。 虽然建铁路可以不理睬中国人的吓唬，拆了铁路也不会赔钱，但洋人还是不高兴。终于，1894年又和日本人打了一仗，被迫签了《马关条约》，自此洋人可以到中国开厂了。用规范的语言就是：从1840年《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商品准入，到1895年《马关条约》中国又开放了资本准入。 1894年中国各口岸的外国商行数为552家，从1895年大为增加，1990年达1006家，1910年更增至3239家。 ⊙官员抢先下海办厂 既然对外国资本开放了大门，对内的限制就说不过去了，自己玩自己了。但中国的产业资本不可能完全来自洋买办或新式商人在流通领域所积累的资本，有眼光的官僚和士绅是中国产业资本的重要来源。 比如1890～1910年上海有9家民族资本的棉纺厂，其22个主要投资者中，有14人是官僚士绅，5人是买办，2人是商人，工厂主只1人。其他地方也是相似情形，有名的如张謇创办的大生，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杨宗濂和杨宗瀚创办的业勤，陆润庠创办的苏纶，孙家鼐创办的广益——这些人都是官僚出身，随时都能进京上部转转。 虽然许多华商不愿意受当局控制，但也想得到当局的照顾。比如广东宏远堂造纸厂主“每年情愿报效银一千元，并照完税厘”，这样当局就给予“十年之内不准别人另购机器制造”的特权。 不能完全说是内外形势所迫，也不能说纯是当政者远见卓识，但进入20世纪后，清政府不再主张官督商办了，“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一切仿照西例”，连李鸿章的亲儿子轮船招商局也在1909年改为商办。 对这些国有企业，黄仁宇先生评价道：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是商业组织，可是他们没有相对应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他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心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的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但官府还是有势力的。在中国，官府从来没软过。1895～1911年新设的56家煤矿中，官办18家，官督商办2家，官商合办3家，创办总资本约806万元。相对应，商办35家，总资本1066．4万元。 1895～1911年设立的49家金属采掘和冶炼企业中，官办21家，官督商办1家，官商合办6家，创办总资本约488．2万元，商办20家，资本591．5万元。另有中外合办1家，只此一家资本就达200万元。 这个时候，当局已允许外商在股权不超过一半的条件下开矿，此间有3家中外合办煤矿开业。 ⊙老板过了段好日子 清政府从冲锋陷阵直接扶持转到幕后，到了北洋政府各派军阀走马灯似地变换大王旗，谁也不能实际控制整个中国了，就更顾不上关心国有企业了。那阵子是民间老板们的好日子。 本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里，在华商纱厂、面粉业、火柴厂、造纸业、机器制造业等诸多行业里都有资本集中趋势，那是一个生产大款批发首席执行官的年代，仅航运业就有虞洽卿1909年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张本政和张本才兄弟1910年建立的政记轮船公司，卢作孚1926年建立的民生轮船公司，朱葆三更早在1906年搞起了越东轮船公司。 其时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