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4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诳漳阎杏瞿训闹泄每褪欠褚舶垂使呃信獬ィ泄夭棵盼幢硖！ ≈泄嗣癖Ｏ展痉缦沾拼Τぴ诮邮堋恫凭北ā芳钦卟煞檬痹硎荆诹酱慰漳阎校吮Ｅ卸ǘ猿丝驮擞媚闹峙飧侗曜迹加苫本龆āＴ�4·15空难中，如果乘客购买的是北京到釜山的往返机票，则按照《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进行赔付，最高金额是7万元人民币；但是假如乘客购买的是北京到釜山的单程机票，就要按照华沙公约赔付，最高金额7．5万美元。近乎前者的9倍。 而对5·7空难遇难者的赔偿，却有所不同。据黄介绍，人保将对仅购买北京到大连单程机票的乘客按照上限7万元人民币标准赔付；而对不但购买北京到大连，而且预定从大连到其他国家航班机票的乘客按照华沙公约赔付。 按照上述方式界定赔付标准，不同于以往因为国籍不同而产生的赔付金额的差异。黄处长解释说，按照乘客购买机票情况区分赔付标准，是从国际、国内航线特征角度做出的判断，也是为了尽量减少中国籍乘客和外籍乘客在赔付方面的巨大落差。 有关专家指出，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民航空难赔偿是1980年代的产物，当时中外旅客购买的机票价格采用双轨制。从80年代末期，中国民航票价实现了统一票价。在中外消费者交易价格一致的前提下，外籍旅客所获赔偿为国内旅客的10倍左右，这显然不合理。 1998年9月，瑞士航空公司客机坠毁，瑞航答应赔偿每位罹难者家属13．7万美元。同年12月泰国航空空难，每个死难者亲人可获10万美元赔偿。2000年10月31日，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台湾中正国际机场发生空难，由于新加坡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81位遇难者的家属各得40万美元的赔偿，这还不包括空难初期发出的每人2．5万美元的辅助金。
2002大盘点第135节 372年守墓史结束
2002年 372年守墓史结束 年年沙尘暴。 2000年春天，在经过十几次沙尘暴的照顾之后，新华社记者告诉大家，北京城北面的沙堆，距天安门广场只有70公里了，并且几米几米地推进，毫无倦意。《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大呼：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用喊这厮也会来的。满鼻子的土腥味。 2002年3月20日凌晨，北京市下起了零星的泥雨。上午，黄尘弥漫，遮天蔽日。据气象专家介绍，浮尘来源于中国西北地区，借助最高达8级的大风，这场1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沙尘暴，已横扫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河北、北京、天津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0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达1．3亿。 自然界的沙尘暴可怕，人类心灵的沙漠更可怕。 4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毁林案件，曾被誉为宁夏治沙英雄的周学忠在长流水沟荒漠新栽的1．2万多株小树被长流水村村民尽数毁掉。 周学忠是宁夏灵武市一位回族农民，从2001年初开始，他进驻长流水沟从事荒漠治理。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将自己3个儿子分别改名为青春、青宝和青山。一年多时间里，他倾其所有，在荒漠上投资230万元，使长流水沟有了一片片绿色。2002年，周学忠又雇用民工数十人，在长流水沟开始新的植树造林，新栽树1．2万余株。 4月15日上午，灵武市白土岗乡40多名村民或骑摩托车，或坐拖拉机奔驰而来，对周学忠新栽树砍的砍，拔的拔，折的折，将1．2万多株新栽树毁坏一空，并将周学忠投资43万元修建的引水管道用沙子、石头、土块堵塞。 4月21日，灵武市白土岗乡乡政府大院。一群村民正在这里等待警方盘问，当得知《北京青年报》记者是从北京来的，他们一下子围了上来。“国家怎么就鼓励他周汉子（指周学忠）种树，就不提倡我们养羊呢？你说这是凭什么？”一位村民异常激动地问记者。 对于毁林行为，大多数村民仍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周学忠种树的地方以前是他们祖祖辈辈放羊的牧场。周学忠把树种到那里后，修了拦水坝，将长流水沟上游的水拦住，现在村民们每次放牧只有往沙漠深处走，才能让羊喝上水。一旦遇到了沙尘暴，他们的羊就根本饮不上了。 白土岗乡乡长刘雁介绍，长流水村有400多口人，由于当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天旱时田里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所以全村靠养羊为生。村里成年的大羊有7000多只，但这些羊也仅能维持村民的基本生活。该村的人年均纯收入只有七八百元。当地文盲率在30％以上，几乎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后，政府曾耗资数百万元，动用两千多名劳力对长流水沟进行过3次大规模治理，均以失败告终。 十年种树，百年育人。守一座墓，守一个信念，守一段历史，守一种文化，竟守了372年。 佘幼芝哭着说：“我千想万想，怎么也没想到，这次修袁祠，会让我搬出去，不让我再回去住，我们佘家372年守墓史突然中断了……”袁崇焕祠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是个大杂院，住了十几房居民，袁崇焕墓与它一墙之隔。 1630年的一天深夜，佘家先祖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将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的首级从法场盗回，藏在自家院内，从此隐姓埋名，日夜守护。佘幼芝是佘家第17代守墓人。 一个美联社驻京记者采访后感叹道：“我们美国建国才200多年，还没有你们家为一个将军守墓时间长。这真是世上少有的奇事。我不明白，是一种什么精神，能让你们守了这么多年的墓？” 佘家默默守墓，秘不外传，直到150年后，清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时，袁崇焕的冤屈才大白于天下，佘家守墓也为人知。道光年间，人们在袁墓前立了块石碑，上书“有明袁大将军墓”。 到了1952年春天，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城内所有墓地迁往城外。叶恭卓、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位老先生，联名上书毛泽东，他们在信中说：“明末满州久为边患，能捍卫者以袁崇焕为最”，“今日新史学家亦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他们请求保全祠墓，并加崇饰。两天后毛泽东即批示：“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全。”袁崇焕墓不但未迁，政府还拨款重修。 佘幼芝说：“年年清明都有人来，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有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有朱德、叶剑英、邓拓、吴晗、张友渔等等，周总理也来过。” 2002年年初，佘幼芝在报上看到修袁祠的事，说北京市政府去年为市民办了60件大事，其中第57件就是维修圆明园、帝王庙和袁祠等。5月初的一天，区文化委员会告诉佘幼芝夫妇，袁祠马上要修复，佘家和院内的居民都要搬走。袁祠修复后，要对外开放，里边不能住人，不能生火做饭。时代变了，守墓方式也要变，他们打算聘请佘幼芝当顾问…… 佘幼芝夫妇必须在5月24日前，从佘家住了近400年的袁祠搬走。“我签了字，就必须离开那儿了。从此以后，我就离开佘家馆了。我一站起来，心里头就难受，就哭了……” 守墓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再俗点讲，还是一种旅游资源，是一个炒作题材。但一定要守墓人走开，这里面一定是有“大碍”了，一定是有大道理的，外人是搞不清的。 后来，袁祠修复后重新对外开放了，佘家人也常来看看。
2002大盘点第136节 艾滋病巨轮撞上冰山
2002年 艾滋病巨轮撞上冰山 早在1930年代，在军阀、土匪、日军横行的动荡年月，竟还有人提出要保护古城北京，在京西10公里的石景山，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划一条平行线，在这条平行线上建立新北京，从而保护北京老城。显然，当年这只能是个想法。 就是在1948年解放军进了北京城，新中国建立了，这个想法仍然是个想法。有那么多的事要办，扫荡西南，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总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呆在远 远的西山指挥这些大工程吧，那会儿又没有电子邮件。于是，中央政府日益庞大的机构还是在北京老城安营扎寨了，并在那之后掀起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个高潮，牌楼毁了，城墙拆了。 如果说，拆北京的第一个高潮是为了政治，眼下满北京的“拆”字则是为经济，为财富。北京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北京的地价全国最高，这里面有巨大的利润，逼得开发商大汗淋漓，手心出油。今天这一轮商人的冲动，商人对利润的狂追，比解放初行政的热情强百倍。甚至市长，如果彭真市长还活着，怕也拦不住商人的脚步。 不知到哪个年月，对百年来嚷嚷要保护北京老城的预言者们，人们才会重新起敬，才会把今天的所为看作一场灾难。 昨天已有人为这场文化的自杀而哭泣。1999年8月，几个法国人，法兰西学院教授保尔·布瑞（Ｐａｕｌ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和让彼尔·维南（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Ｖｅｒｎａｎｔ）、国际建筑师协会名誉主席彼尔·瓦格（Ｐｉｅｒｒｅ Ｖａｇｏ）等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 “北京老城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故宫和四周围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那温暖、热情的气氛构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整体，一个有几千年历史但仍然活着的文明。世界上大部分大型的古城，在历经种种战火和自然灾难之后，其中虽有一些历史遗产曾经幸存了下来，后来却又在短视的现代化建设中突然间消失了。而当我们意识到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时，往往已经太晚。几年以来，北京不幸也陷入了这场新型的灾难。鉴于不少西方城市永远毁掉了自己的风貌并失去了自己的记忆，作为热爱中国文化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传播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我们真不愿意看到北京也这样消失掉，真希望对北京老城的拆除能够停下来。所以今天给您递上这封信。” 艾滋病正像一艘巨轮正撞向冰山。 2002年6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在北京发布了有关2001年中国艾滋病形势的最新报告，报告所用的标题赫然是《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 这份报告称，中国目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可能已超过100万，高于中国卫生部估计的85万。这一数字不到人口总数的1‰，仍然属于艾滋病低流行的国家。但给一个国家贴上“低流行”的标签是有问题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它常常掩盖局部地区已经出现的严重疫情。 “南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傅爱民博士说。10年前的南非也曾被贴上“低流行”的标签，但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艾滋病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的云南等7个省份目前已经亮起红灯，出现艾滋病的局部流行。不仅如此，艾滋病正从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在云南瑞丽，普通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阳性检出率竟然高达1．4％。 联合国的新报告在肯定中国各界积极努力的同时，对上一次报告之后4年来的工作，毫不客气地作了“收效甚微”的评价。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一位专家曾痛心地说：“在艾滋病的中国战场上，我们屡战屡败，惟一感到自豪的是控制住了输血的传播途径，但那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该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则指出，根据预测，如果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而2001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估计比2000年增长40％，形势非常严峻。 “类似河南发生的大规模输血感染今后不会再有了，吸毒感染的情况虽然还会发展，但今后更重要的是性途径，”曾毅院士说，“这个观点需要特别强调。”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说：“农民为什么会卖血？吸毒者为什么共用针具？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性工作者？这些都是社会问题。” 但是，联合国的报告批评说，中国一些人士仍然仅仅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医学问题。 1985～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运动，10年间成功预防了2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2000年，中国选择武汉黄陂、江苏靖江作为首批试点，启动“100％使用安全套”项目。 “这个项目太敏感，”武汉市卫生局疾病控制处处长魏善波说，“只一个词就很敏感了，三个词加在一块就像一个炸弹。”这个项目涉及三个关键词：娱乐场所、安全套、艾滋病。 有市民说，卫生部门推销安全套，那不等于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