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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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是缺钱，各家肯定得争，各说各的理，局外人很难插上话。 正此时，公务员再次加薪的事公布了。经济学家戴园晨说：“第一次给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拥护，第二次加薪，我一只手拥护，一只手反对，这一次我举双手反对。” 咱亲友中多为公务员，多是公家人，但咱也反对。 公务员该不该加薪？当然该。反腐败啦，提高素质啦，ＷＴＯ了人才都被挖走啦，加薪有100个理由。但咱也知道，公务员加个一两百块钱，对反腐败用处不大，最多是锦上添花而已。而加一次薪，国家要掏1000多个亿。而且，所有沾上边的公家人都会跟着加薪。 另外，公家人决不是穷困潦倒，他们的收入不是工资单上的那点，他们有权力，他们是强势群体。民工到深圳办证，政府随便每年就收了10个亿。 与公家人对应的，就是莫朝信的这些弱势群体，几年后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城市，和公务员共同生活。 什么是经济？就是比较效益，钱就那么多，给公务员加薪，谁也不会嫌钱多。但也就是高兴一下而已。拿这钱解决义务教育，可能会有那富农不屑一顾，也会有钱被贪污被挪用被浪费（咱给莫朝信交学费，都是寄到学校的，怕他爹挪走去盖房子或喝酒），但从广大贫穷的农村来说，这钱是雪中送炭，甚至，在农村被消费了，都比在公务员中撒芝麻粒，效益要高。 一个是锦上添花，一个是雪中送炭，哪个更经济？哪个更政治？ 前苏联解体后，那里人民生活水平大跌。但他们依然受人敬畏。一是地大物博，二是人民的素质，虽然困顿，但人民依旧文明，依旧秩序，三代培养一个贵族。 反观自己。湖南永州铺了一条光缆，沿线每隔一段就立一个小水泥柱，上书：光缆无铜，盗窃无用。 农民真苦，这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其苦更在于甚至要被告诉光缆无铜！已有专家警告，要重视城乡差别。
2002大盘点第117节 户均财产23万元
2002年 户均财产23万元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6月说，农民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简单的农民数量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缺吃少穿，更集中的反映是农民货币收入低下、增长缓慢，换言之，是农民买不起的问题。 邱晓华认为：当一个国家人们收入发展到1000美元左右时，合理的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应该是1：2。而2001年，中国农民的纯收入是2366元，城市居民收入中可支配的货币收入是6860元，表面差距为1：3。实际不然：在农民的2366元中还有40％是实物收入，未卖出产品也折算为收入。因此，农民真正的货币收入只有1700多元，而1700多元中还有20％用于第二年的生产性投入，最后只剩1400多元可以购买工业消费品，这与6860元相比，差距超过1：5。问题不仅于此，城市居民还有隐性的福利收入，加在一起超过7000元。 邱晓华警告说：如此悬殊的城乡差距，使得占全国人口63％的农村人口处于一个低市场购买力状态。正是农民收入低买不起消费品，才造成了目前工业品的积压，大量企业的停产、半停产，出现了所谓的买方市场。因此，农民问题与失业下岗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农民买不起，城里人就得下岗”。 城里下岗工人怎么样？新华社记者3月发出一篇报道—— 家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一对夫妇双双下岗后，开了一间酱肉店。尽管苦心经营，但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使他们的利润所剩无几。男主人找出一大摞交费单据和开店必办的各种证件。记者数了数，其中仅正式的证照就有10多种。他说：“别看这些证照不过是一张纸、一个本，本身也全要钱。健康合格证，一年一办，每人65元；卫生许可证，去年把小证换成大证，其实就是一张大纸，又收了200多块。组织机构代码证每年一审，贴个花，也要再交100多块。” 女主人说：“这里头戴大檐帽的、胳膊上套红袖箍的总来，来了就是收钱。我们每天煮一锅肉，周围住户购买力也不行，挣钱都是1毛1块的，人家来了就得一沓沓往出给。”各种收费算下来，得有几十种。粗略地计算，2001年这一年，在免去工商行政管理费的情况下，共交纳各种税费合计约8000元左右，其中各种行政性收费约5600元，是税收的2．5倍还多。 记者在这家小店采访了一个下午，发现只有两个顾客光顾，一共也只卖了十几元钱，去掉成本，只能挣2至3元钱。 城市老百姓到底有多少钱？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5月至7月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采取多项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大、中、小城市3997户居民家庭作为有效样本户口，由专职调查员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1984～2002年户均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25．5％。 报告显示，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构成中，房产的比重最高，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家庭金融资产为7．98万元，占34．9％；家庭经营资产为2．77万元，占12．2％；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15万元，占5％。在家庭人民币金融资产中，户均储蓄存款为5．12万元，占69．4％，其次是股票（Ａ股），户均拥有金额为0．74万元，占10．0％。报告认为，中国目前财富分配的格局和机制总体上看是合理和富有效率的。 人们花不花钱，眼下已成了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筹码。据报道，全国库存积压商品已达3万多亿元人民币，国内86％的商品供过于求。另外中国出口总额约占ＧＤＰ的20％左右，已经成为出口经济依赖性较强的国家，由于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内需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瓶颈。 据估计，中国民间藏着10万亿元的百姓金融资产，而扩大内需所需资金不及其中的十分之三。为何拉动内需如此困难？ 有专家指出，10万亿元的账是这样算出来的：到2001年底，银行居民储蓄是7．2万亿元，美元储蓄是811亿元，再加上老百姓手中的1万多亿元现金。但是这些钱并不全都是“广大老百姓”的，按前几年的说法，银行存款约80％在20％的人手中，这样一算，80％的老百姓人均拥有的不过是1200多块钱。 再来看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据2001年上半年的统计，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707元，人均月收入785元，2001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11030万人，而城镇人口接近4亿人，要靠这866亿元养活，按每人每天伙食费5元，1个月就只剩下60元用作它途，这样的收入状况，即使敢花钱，又能花出什么花样来呢？
2002大盘点第118节 一颗荔枝拍出55．5万元
2002年 一颗荔枝拍出55．5万元 6月30日上午，广东省增城市政府拿出“西园挂绿”母树当年挂果中的10颗，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价最高的为55．5万元，而10颗荔枝共拍出131．5万元，为2001年首次拍卖所得价总和的近10倍。 马上有评论说此事不可理喻，穷奢极欲！其实，如果不把55．5万元买一颗荔枝看作消费，而是看作投资，这事就不那么罪该万死了。花钱打了广告，花钱做了品牌，花钱与政府搞了公关，商人自有商人的算盘，投资自有投资的价值。 私营企业的声誉正在提高。在温州，这个私营企业旗帜般的地方，这个曾以假冒著称的地方，2002年却声威隆起。 据新华社报道，在温州，有一批仅凭自己的签名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上千万元的“诚信老板”。搞服装生意的美特斯·邦威老板周成健，手中就握有一支含金量颇高的金笔，他的第一笔签名贷款由工行温州分行发给，额度为2700万元。工行方面认为，除了因为这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外，主要是看重周成健的个人信用魅力。周在浙江青田县创业期间，曾经变卖祖屋还清贷款，此事至今还在商界传为美谈。 据称，工行温州分行在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中，这种“签名贷款”已经占到8％。在温州所有的金笔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农行温州分行给他的授信额度就达两亿元。南存辉首次动用金笔是在1998年11月，他在农行温州分行大笔一挥就敲定了3000万元。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是温州民营企业中的少数几个高学历老板之一，他动用金笔创下了当地工行给民营企业信用贷款额度的最高记录，其第一笔签名贷款发生在2000年7月，额度为3000万元。 10月21日晚，安徽桐城布轮厂的老板桂小欢在温州卖完了货回家，途中却把30多张共13．1万元的欠条丢了。安徽同乡劝他：认命吧，钱肯定要不回来了，那么多著名企业都被三角债拖得苦不堪言，人家还有正式合同呢，何况你连对方的欠条也丢了。桂小欢决定试试运气。 桂小欢先去了温州泰马鞋业有限公司。在桂的印象里，这家给他开的欠条有2000多元。桂说：“这个公司很大，我是小生意，只认识仓库员。我一说情况，仓库员就带我去找一个姓陈的上司。这个人是温州本地人，他对我说，你放心，我们欠的钱肯定给。”出乎桂的预料，这家公司当时就给他补了欠条，这位经理补签了字，约定一个月后来结账。 后来的几天，本来为丢欠条要哭的桂，更要哭了。他说：“这回要哭，是被温州人感动的。”意万达皮鞋厂、龙湾明流鞋底厂、瓯北康艺鞋底厂等20余家温州企业，无论大小，都认账。能找到存根的老板，将欠条复印了给他；找不到依据的老板，核实后重新为他补办了手续。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在离家1000公里外的温州，桂小欢这个异乡的小生意人，将这13万元的欠条几乎全部补回。 出乎意料的是，大学生的信用却不如这些小商人。2000年，国家出台了《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对学生贷款给予政策支持：无需担保；政府承担50％的贷款利息，对提前还贷的利息全包；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8年，有需要还可以延期。然而到期不还贷的比例，大学生却远远超过了普通人。 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主任石先生介绍说，2001年9月，是建设银行第一批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期，然而却有整整45％的学生根本不还钱！此外，商业助学贷款的不还贷率也高达15％。另据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主任樊先生透露，工行与北京43所高校签订了4．3亿元助学贷款合同，2001年12月20日起，有1250名学生进入还贷期，但到2002年3月仍有110多人未还钱，占了近10％。与大学生相比，普通消费者不还贷的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一。 中国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其投资增幅高于国有经济投资，且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民营资本进入航空、银行保险、公共设施等行业已不是新闻。在北京，在“天子脚下”，非公有制从业人员比例2001年首次超过国企。在上海，8月21日，上海市长陈良宇会见美国ＡＢ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除政府经贸部门负责人以及上海国有企业领导外，还有一名特别的人士，即上海最大私营企业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在会谈中，陈良宇还向美国客人推荐上海私营企业作为合作对象。 私企老板经营地位提高了，政治地位如何跟上？ 中国历史上的卖官鬻爵及捐纳之风对吏治腐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有论者认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卖官鬻爵及捐纳犹如调节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对平衡社会各方面的物质和心理需求具有一定意义。 名与利是可以互换的，“国家卖官鬻爵以求利，百姓纳利以求名”，个中道理多数人都知道。如今社会很多富人捐资于公益事业，政府授予他们相应的荣誉称号和头衔，其实质也是一种对税收之外的财富调节。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政府是否可以出台一些相应的使名利可以互换的机制和政策？当然不是卖官，但是否可以出售一些虚的“爵位”呢？比如，在英国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授予相应的贵族称号，即为一例。与其让很多人花钱买职称、花钱买文凭或以种种不正当手段沽名钓誉，不如政府出台相应的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来规范提供“爵位”这种商品。 此话有点超前，对大多数人来说，眼下更着急的是投资机会，是实实在在的赚钱机会。
2002大盘点第119节 上海投资人热情高涨
2002年 上海投资人热情高涨 9月初的一个清晨，数以千计的上海个人投资者把上投大厦围个水泄不通，争相认购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推出的信托产品——上海磁浮交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