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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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于组织目标和宗旨的个人，将抵制对目标和宗旨的修正，如果目标和宗旨变化太快，他们甚至可能拒绝参加这一组织。忠诚于组织的个人，将支持可以推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组织的机会主义的变化（Simon，1976，p118）。
处于成长期的组织倾向于由第一类人构成，这是明显的事实。但是斯塔巴克（1965，p473…477）认为由于三个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类人将在组织中发挥支配性的作用。第一，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组织的结构形成了，组织中的个人和团体与特定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第二，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将花很大的精力去推动人们对组织的价值忠诚。第三，那些与组织关联最为紧密的人也是那些最有可能在组织决策和行政事务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人，借助这一地位他们可以对日常事务施加相当的影响。
鉴于这些情况，老的组织避免了组织更新倾向并更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不管我们把这种行为说成是灵活、有弹性还是机会主义，这都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那些居于关键位置的人，有着通过种种手段来无限地延长制度的寿命的动机。韦伯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根源上的探讨是相当有趣的。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如果要使这种权威关系更为持久一些，就需要把它惯例化和制度化，否则它就只是昙花一现。他进一步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运动的成员使权威制度化和惯例化，这由维持他们自己创建的新秩序的物质利益所驱动。
我已经强调过，组织生存可能性随组织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这是建构在随时间的推移，组织对环境会变得更有调适性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这一过程进一步假设，组织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人将与组织生存问题关系日益密切，并受组织生存问题驱动、影响和左右。尽管这一观点适用于各种情况，但它与政治组织的关系看来特别紧密。
当我们对企业进行考察时，这一标准就变得异常清晰了。企业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生存事实上取决于可获利性。可获利性是一个我们易于把它和数字联系在一起的量（这一联系忽略了诸如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之间的重大差别）。相反，政治组织不是获利性的组织，这意味着它们的绩效不能以直接的经济标准来衡量。反之，它们与资源（它的内涵尚没确定）打交道，因此必须用社会和政治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效率。政治组织是在一个因果关系信息极度缺乏的环境中来使用模糊的技术手段（e。g。；Edelman；1964；Thompson；1967；March and Olsen；1976）。因此，效率的明确度也就比较低。
在这一通过不确定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来判断成就的背景中，因为生存这一目标的明确性，生存特别容易被看作组织的准确目标。这一点在施莱辛格（Schlesinger，1991）对竞争性政党行为进行分析的著作中论述得非常清楚。但在其他的政治环境中也同样适用。例如，贝茨（Bates，1981，p5…6）在对非洲的农业政策进行评估时就假定，“总体上来说，（农业）政策就被用来确保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用来平息影响重大的政治暴力，用来加强政治体制维持权力的能力”。此后，阿姆兹（Ames，1987）表明，要根据拉丁美洲的主要的政治执行机构的生存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影响到公民行政和军事行政等多种行政活动）来理解它们的公共消费的模式。政治关注的是如何估算（在极度不确定的条件下）那些最有可能吸引支持者并确保行政当局继续执政的政策成分比例。
生存目标作为组织支配性的目标的突出性看来不可抗拒。正如米格代尔在对第三世界政治进行观察时所指出的，
如果政治议程的发起者没能度过政治风险并生存下去，那么任何政治动议都没有意义。在政治上生存下去是取得任何长远的、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的前提条件。它成为国家领导人关注的主要问题。社会变迁计划可能仍是公共辞令的基础，它还甚至是政策声明和司法的基础，但是，在国家的顶端，谋求政治生存的政治使国家机构彻底完成这一计划的能力丧失殆尽（Migdal，1987，p418）。
米格代尔对生存目标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准确，但他进一步认为生存政治削弱了政治能力，这却很难让人信服。组织中的关键部分与这一生存问题日趋相关，因为惯例化、制度化的形成产生是政治活动的体现，而不是原则上代替机会主义的体现。确实，因为没有别的明确的、可供替代的、可行的绩效标准，连续性就假设了自己作为评估政治组织绩效的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我早先提到了斯塔巴克（1965）根据组织实际年龄的标准来界定组织的发展。国家政治能力有效的测度方法包含的远远不止这些。但是，我刚刚考虑的这一角度表明实际年龄是政治能力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早期关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关于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著作中得到了确认。比如说，西尔斯（Shils，1963）就把新兴国家主权的“新（recency）”与问题的严重性联系在一起。他还认为尽管老一些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重重，但它们有着自己可以依凭的政治传统和官僚体制的传统。反之，新兴国家甚至连这些可以凭依的传统也缺乏。杰克逊（Jackson）和罗斯伯格（Rosberg）在对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总体脆弱性的分析中也持这种观点（1982a）。韦纳（Weiner，1987，p41）也对这点加以强调，他说，与非洲国家相比，在沦为殖民地前，亚洲和中东国家有着一段官僚制度得到良好建构的悠久历史…当今的亚洲国家可能和非洲一些国家同样专制独裁，但它们却更有效率。鉴于次撒哈拉非洲国家非殖民化的“新”，这些观点也与我对实际年龄的强调完全一致和吻合。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19节 组织代际更替年龄（1）
除了对实际年龄进行考察外，我们还需对代际更替年龄进行考察。代际更替年龄是指政治秩序中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个人的数字。在情况的一端，领袖既是新的政治秩序建构者，也是新秩序的化身。在情况的另一端，领袖继任模式已经高度制度化、惯例化，新的政治秩序也已经历了几代的延续。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已经形成了政治秩序独立于（不依附于）执政群体和个人这样一种广泛的认同。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彼此密切相关。实际年龄短的制度，它的代际更替年龄也同样短。不过，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这一区别对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特别有影响。
最明显的是，实际年龄指的是制度的年龄。当我们把它运用到现代民族国家里时，我们关注的对象就成了诸如国家制度形式或国家官僚体制的年龄等等的现象。相反，代际更替年龄集中关注的是领袖个人而非制度。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它把我们引向韦伯在对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制度化、惯例化加以讨论时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能判定在特定环境中的政治权威的首要基础是制度还是个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对早先（特别是第一代领导人和新秩序的建构者）的领导人来讲，政治权威是否应建构在一个非个人、非人格化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很难判断。这构成更新倾向的另一个方面，而且在对政治制度的长期生存能力进行分析时，它有助于引起对领导继承现象总体上、全局上的关注。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毛泽东。他是本世纪主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的领袖地位在1949年前的革命中就已经确定下来（通过诸如长征之类的事件），以致他在1949年后成了中国革命建构的新秩序的化身。他产生的影响的程度是那么深远，以致在他生命的晚期，有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毛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完全源于毛的个人领导在后革命中国的明确的中心地位。例如，对毛泽东思想（Maoist）的顶礼膜拜表明他个人成了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以致毛泽东思想和新的政治秩序二者不可分离。那么问题就成了随着毛明显的支配性的个人色彩的消失，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现代政治史充满着这种事例。一般来说，作为民族运动的政治领袖，在非殖民化运动后，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他们的领袖地位在独立斗争中就被广泛地认可了，而且许多情况下（比如加纳的恩克鲁玛，肯尼亚的肯雅塔），他们曾被殖民势力监禁过。因为他们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的显著地位，他们个人的领导地位也就为新建构的国家所认可。
这就是在新的政治秩序中个人领袖地位的情况。这种情况与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关联性源于新政治秩序的不健全、不成熟和不稳定的事实。在这些背景中，政治领袖手边的紧要任务就是通过合作或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由于新秩序的不稳定性，他们巩固自身地位的努力是冒有风险的，而且极有可能失败。应该肯定的一点是，短期看来，毛泽东和肯雅塔取得了成功。但是即便从短期看，恩克鲁玛明显地失败了。
说代际更替年龄是国家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建构在新政治秩序制度化的困难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这一观点把韦伯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一种个人权威形式，它注定脆弱不堪、来去匆匆”这一观点视为公理。这一观点因而假定，克里斯玛型领袖及他的追随者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权威制度化，但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而又可怕的任务。
我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克里斯玛权威这一概念，它与当今其他人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有所不同。这一概念的一般的用法更忠实于韦伯著作中的字面意义，但并没有抓住韦伯使用这一概念的实质和精神。我早已指出，这种观点因为自身的模棱两可性而遭到批评（e。g。；Friedrich；1961；Blau；1963；Ratnam；1964）；对这些人在进行批评时也没有对它作出过修正。特别的是，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有着心理的和社会的根源，而且在韦伯看来心理根源比社会根源更为重要。此外，韦伯使用这一概念的部分意图是要对克里斯玛型权威和合理合法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比较。
我们应该承认，克里斯玛型权威总体上是在心理意义上来认识的，而且被根本上认为是非理性的。例如，得克米延（Dekmejian）和威左米尔斯基（Wyszomirski，1972）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实施导致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需要急剧的社会危机、典范型人物和价值转型这些情况的存在。在某一层次上，这看似合理，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包含什么意思。他们是这样界定危机情势（crisis situation）的：
既存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崩溃引起社会的病态反应。在这段时间内，非理性的、精神分裂似的心理迷茫出现了，它们使人们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感，人们的期望也被提升。在政治层次上，合法性危机危及到政治体系、它的领袖、意识形态和制度。盛行一时的大众异化、社会分裂和认同危机使得百姓易受大众鼓动的影响（Dekmejian 和Wyszomirski，1972，p195）。
那么什么样的领袖才是克里斯玛型领袖呢？
他是…一个倾向于冒险的革命者。作为他所处的充满危机的环境的产物，他是一个被严重异化了的个体。通常他的异化可以追溯到他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和他在社会上经历的失败与痛苦——也就是说，他不能进入上层社会，还有他经历过监禁生涯，有着认同危机，这些都是驱使他采取革命行动的因素。他要么把自己引向其他异化，要么最终成为把那些被异化了的大众包容进来——这是他的运动所追求的目标——的扩大的社会阶层的核心。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边缘人（marginal）。（1972，p196）
在这样一个领袖能利用危机局势的地方，克里斯玛权威才得到了实施和运用：
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领袖和他的追随者之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在领袖权威性价值的纽带作用下，克里斯玛关系使领袖和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团结，形成了坚强的精神联盟。在这一环境中，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执行某种心理功能，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他先天就扮演一个“值得信赖的代表”的角色。而且，他赋予他的信任者一种舒适感、慰藉感和归属感（1972，p197）。
得克米延和威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