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去与道别之间-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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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他们的作品都太个人性，堂庑不大，关怀面也有限，最大的缺点是未能把域外生活的经验，作整体的社会观察。没有更高的艺术概括，就见不到一个成功作品应有的思想深度。
　　不同于创造社旅日作家们的自我中心、忧郁多感的浪漫倾向，於梨华与她同时期的留学生文学，展现的是另一个层面，一个明朗、开放的世界。郁达夫、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每每走不出蜗居斗室，一味在异国的孤灯下作自我的精神折磨；或因经不起繁重的课业压力，患了知识厌食症，或因心理失调，堕落为歇斯底里的Se情狂（郁达夫“私小说”式的作品便有不少这样的描写）。台湾留学生文学中并非没有这样苍白的角色，但更多的群像是属于积极进取、敢于面对挑战一型，为了完成学位，获得工作机会，进一步融入西方社会，他们放下身段，卷起袖子打天下，把逆境变为顺境，使痛苦成为甘甜，终于在陌生的土地上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任何宏伟的主题都要以个别象征一般，於梨华所要表现的，是永远的人性，她最擅长的也是描写人性。人性的崇高与卑下，强韧与脆弱。而这些，都来自不同的个别。六七十年代留学生所呈现的生活图像，是多样的、复杂的，素材很多，但为了避免流于程式化、单一化，於梨华的笔力，并不放在常见的留学生活琐细的描写上，诸如经济的困难、学业的挫折，以及对家人的思念等，她着墨最多的，乃是海外游子在精神失根状态下，那如影随形的文化乡愁，这种感觉，具体又抽象，它藏在每一位留学人士的心灵深处，平时不特别感觉它的存在，一旦与异国的文化产生碰撞，便会发出火花来。不管身在何处，海外华人的思维模式都宿命地受到这种潜在因素的影响。而这样的感觉，才是於梨华真正要探索的主题，像犹太裔作家把他们的宗教作为主题那样，於梨华作品的中心主题，则是文化的归属。
　　文学高于生活，但毕竟来自生活，生活又是细节的集成，这便是为什么有人说，没有细节就没有文学。这话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来解释最为恰当，皇皇名著从头到尾只不过是一连串细节的集成，不过曹雪芹可不是为细节而细节的，大师手笔，一点一滴都有暗示，都有隐喻。在现代文坛，於梨华是擅长细节描绘的，这是她长期涵泳于传统小说所得到的启发。她笔下的留学生生活呈现多种面貌，也充满了趣味，但那些材料都是经过高度选择与策划的。每部作品几乎都围绕在校园与社会、故国与异邦的对应关系上，要不就是表现知识分子在时间空间错置下的转折变化，而文化的思归情绪，又每每成为她小说人物的内在郁结。
　　一般说来，於梨华不喜欢写困坐愁城，走不出自我阴影的挫败者，而喜欢写敢爱敢恨，把自己全生命投入现实激流的闯荡小子。这样的创作取向，无形中提高了她小说的社会意义，使於梨华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与世界互动开始的历史阶段，表现最优异的作家之一。她那一系列留学背景的作品，每一部都为年轻一代华人勇于参与国际社会的奋斗，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
　　近年，留学生文学这名称，除了文学史研究者提及，一般情形下不常听到了。这并非意味此一写作风潮趋于沉寂，而是它的影响已经造成，其精神早注入世界华人文学的生命体，勿须特别强调了。八十年代以后，於梨华的文学触角伸展得更广更远，作品的形式和风格也更加多样，笔力沉雄老辣，创作气势不减当年。她中期作品即以思想性见称，近期的《一个天使的沉沦》、《屏风后的女人》诸作，咏史的倾向更为明显。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是於梨华新完成的一个长篇，主要内容写美国大学一群华人教授的生活。如果拿它与她早年留学生题材的作品连起来看，这部小说可以看作她写校园经验的总结，这还不仅是因为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大学城，而是从一些人的成长变化中，她发现了一个值得省思的问题：今日讲台上的教授，不就是当年的学生？但使她困惑的是，为什么那些青青子衿，意气风发的校园精英，一旦拿到了博士学位，担任了教席，在学术上有了成就后，很多人就开始退坡，走向腐化？她发现，所谓知识分子、学者，好像比一般人还经不起考验，守不住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於梨华便塑造出一群这样的人物，写出他们行为的偏失。她旅居海外数十年，在西方校园里生活，长期接触她笔下的那些人物，与他们有相同的时代感情背景，最能了解他们，他们的限制，以及他们的悲哀。於梨华从这样的基点上作出的诠释，自然比一般的此类作品要精辟得多。
於梨华小说中的校园经验（痖弦）（2）
　　成功的路是崎岖的，从苦学生到大教授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鲤鱼跳龙门跳得遍体鳞伤，鱼龙变化之间付出的代价何其惨痛！而当吃苦受累的小媳妇一旦熬成婆，人性的弱点也随之浮现。固然有更多的华人教授，一本初衷维持早年理想专心治学，在学术上大放异彩，令西方学界刮目相看，但不可讳言的，仍有一些人在尝到成功滋味后渐渐变质，在校园的生态竞争下，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惜放弃原则，浮沉于人事上明争暗斗的漩涡，弄得面目全非。
　　当年鲁迅写《阿Q正传》试图藉小说形式，讨论一个国家的国民性问题。他毫不留情地把中国人灵魂深处的阴暗部分，血淋淋地揭露出来，以“引起疗效的注意”。於梨华写《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情吧，不过她塑造的人物段次英，并不像阿Q那样可笑可怜又可恨。阿Q的形象是卡通漫画式的，而段次英则像一只多疑的刺猬，总以为全世界都与她作对，把每根刺都朝向她的假设敌。又像是《红楼梦》里工于奇谋的王熙凤，机关总有算尽的一天，最后不是她看破红尘，而是被红尘看破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於梨华的处理方式是惋惜大于贬抑。段次英失去教职照说是全书的一个高潮，但於梨华仅以“尾声”方式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之所以这么安排，大概是为知识分子留一份尊严吧！
　　读完《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使人想到钱钟书的《围城》，同样也是写一群学校老师的故事，不过据钱钟书自己说，书中那些男女恋爱的攻防，婚姻关系的分合，并不是他真正要表现的主旨，而“忧世伤生”，才是他真正的思想底蕴。与钱钟书一样，於梨华也只是藉几对教授夫妇的校园生活，为她小说的轴线展开故事，编织情节，呈现主题。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恩怨，并非她表现的重心，这部书的深层意涵，在于以人性的观点探讨知识与道德、学格与人格的关系，以及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诠释士林百态，知识分子的伪善、矛盾及软弱。早年的留学生文学是“向西方取经”，《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故事内容是“在西方讲经”，前者的主角是学生，后者的主角是教授，学而优则为人师，是提升、是正果的修成，但在取经与讲经之间前后两种角色的道德差异，何以如此之悬殊？
　　於梨华于六十年代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赴美深造，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新闻硕士，八十年代曾长期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远东系执教，长久以来，大学经验一直是她喜欢表现的题材，不过她认为那些校园生活的零缣碎片，不通过删繁就简的提炼过程，是不能产生美学效果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处处显出她在这方面的匠心。由于书中人物清一色是大学教授，为了避免过于单调，她的对话设计是变化多端的：机锋的，嘲弄的，幽默的，学术专业的，欧化语风的，都被她拿来灵活运用。由于构句、修辞上的考究，书面语与口语的巧妙融合，使整个作品的语言产生一种特有的声调和韵律，令人愉悦。
　　评论家颜雄谈现代小说，认为五四以来写知识分子写得最好的，要推叶绍钧、张天翼和钱钟书。现在恐怕要加上后起的於梨华。《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把她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部书的成功，说明把她与上述三位作家并列，并非虚誉。事实上在与她同年龄的小说家中，她是少数维持旺盛写作状况的一位。作家最怕气衰，老化，从《在离去与道别之间》可以感觉到，她的感性、语言、文章体式，不但没有老化，而且一直在不停地增进；每一部新作的完成，都是一次更新，一次焕发，就像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始终与时俱进，奔流不息。
　　当年《围城》出版，好评如涌，赞美钱钟书是一位才学兼胜的讽刺奇才，并把它与吴敬梓并论，说《围城》是现代版的《儒林外史》。我读毕於梨华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不禁也有同样的联想：如果我们把这部书称做北美版的《儒林外史》，谁曰不宜？
　　於梨华小说中的校园经验
　　———从留学生文学到北美版《儒林外史》
在交往之前
　　她原打算在百老汇一百街的合家欢请如真吃饭的。但那家江浙餐馆生意兴隆，周末总是座无虚席，中国人又不讲究在公共场所放低声音说话，每次来吃饭后，总要喝好几杯白开水润喉，将息用得过量的嗓门。这次会晤，不同寻常，可不能去这么嘈杂的地方。何况这么多年不见，她要显炫一下自己烹饪的身手。她段次英当年是台大的高材生，而且姿色出众，这是大家，尤其是如真所熟知的。但现在要让她晓得，她的高材，并不限于读书这一方面。　　　　　　　　　　　　　　　　　　　　　　　　
在交往之前（1）
　　一
　　她原打算在百老汇一百街的合家欢请如真吃饭的。但那家江浙餐馆生意兴隆，周末总是座无虚席，中国人又不讲究在公共场所放低声音说话，每次来吃饭后，总要喝好几杯白开水润喉，将息用得过量的嗓门。这次会晤，不同寻常，可不能去这么嘈杂的地方。何况这么多年不见，她要显炫一下自己烹饪的身手。她段次英当年是台大的高材生，而且姿色出众，这是大家，尤其是如真所熟知的。但现在要让她晓得，她的高材，并不限于读书这一方面。
　　所以她一早起来，冲了杯即溶咖啡，烤了片面包吃了，即刻开车去一百二十五街那家洪氏东方菜市场采购，付账的时候，那个能言善道的老板娘朝她菜篮子瞄了一眼，说：“唷，段教授，今天家里宴客呀？买了鱼虾排骨？”
　　“有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
　　老板娘眨了下她眼线描得很黑的眼睛，说：“喔！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段次英知道这里是东方人的情报中心，但凡有点不寻常的讯息，一个小时内，亚伦大学附近的中国人圈子里就无人不晓了。所以她故意卖关子说：“不管是男是女，反正是老同学，都应该好好招待。你说是不是，老板娘？”说了，打开皮包，低头数钱付了账，故意看了下手表，说：“啊哟，这么晚了，真糟糕，下次再同你聊。再见喽。”
　　进了公寓，先把大小包放在厨房的红色小圆桌上，才回到客厅坐下点烟，深吸几口，神经松散了点。环视一周，觉得还整洁，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清理。买这个公寓时，黄立言极力反对。他在东城七十六街有一个很像样的公寓，是克莱大学优待租给他的，她蛮可搬进去与他合住，却坚持不肯。她固然是他太太，但她仍是个独立的、自己也有地位的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天地”。他一向由着她惯了，当然拗不过她，临到头还是挖出自己的积蓄来，为它付一半订金。照说她教书的学校信义大学，在昆士区，她不该住到曼哈顿来的，但她天生是个只能住在东京、巴黎、柏林、伦敦、波士顿、曼哈顿等著名的大城市才觉得过瘾的人物。三年前，她一接到信义的聘书，第一件事即找了一个曼哈顿房地产经纪人，积极地寻找价格不太离谱的公寓。
　　事有凑巧，河边大道一百号一栋上下四层楼的公寓楼，一号的那家刚要出卖，还没向房地产人正式登记，那个经纪人连忙带着段次英来看。她第一眼即中了意。大楼本身无特出之处，两房一厅的格式也是循河边大道一排几十年的建筑物一样，质料厚实的砖房，四平八稳，给人一种安全感。前任房主想必是个色感十分强烈的人，他把老式的厨房全部拿掉，窗子扩大，所有碗柜及台面一概用红黑两色，十分醒目，而且显得比原先宽敞。厨房边上的小间扁扁的一条，称不上厅，只能叫吃饭间，靠窗放了张纯黑的长方形饭桌，沿墙一排像书架似的碗柜，红黑两色，可以空着，可以放漂亮的瓷器，也可以放精致的小摆设。次英一进厨房，就知道自己被擒住了。